旧文集

随想 我看国内高校 对留学的看法(1997-98)  德国印象 我的历史博物馆 网文集

2018/5/24

与朋友交谈，大家都赞成把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这两个中字号大学搬到雄安，这样才使京津冀的高等教育更加均衡，才是千年大计。

2017/9/26

“我夫人”和“谢谢聆听”。现在的读书人语文水平实在堪忧，“夫人”是尊称，不宜用于自身，任何一位说出“我夫人”的博士教授，语文都不及格。聆听，集中精力认真地听。指虔诚而认真地听取，带有尊敬的色彩，因此一般表示下级听取上级的意见、报告等。倾听指细心地听取，表示中性的感情色彩，就是凭借听觉器官接受言语信息，进而通过思维活动达到认知、理解的全过程。一般指上级对下级。

2017/3/5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是文革期间一件大事，大概是为了克服山头主义，司令员只带几名随员到新岗位。这样的举措，在更低层次更小范围也时有发生。1975年4月，温州军分区，陆军74师师部（驻江苏泰州），江苏省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部（驻滨海）三个单位轮换。我有几位小学同学是军人子弟，当时随军去了泰州，这事印象很深。原先温州军分区是由35军103师组建的，而江苏军区独立一师是在180师539团基础上扩建而成的。

2017/3/2

经过多次裁军，一些著名部队被撤了，但留下来的也不都是著名的部队。为什么呢？裁军任务是按比例分解到各军区，而各个军区英雄部队的比例是很不同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主要危险来自北方，好钢用在刀刃上，重兵部署在国土北部，特别是北京周边，譬如驻承德的24军，驻太原的63军。到了和平年代，这些能征善战的部队就很难逃脱裁军的命运了。

2017/1/19

考试之后学生一般就不再来找老师了，期末考试的命题就成了师生间最后无言的对话。一张试卷不仅代表教员对学生学习的期许，更是对自己教学效果的信任投票。到底要检测什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要用到哪些知识点，每道题的取舍都颇费思量。我希望我的试卷既能合情合理又能出其不意，非常赞同“好教育必须挑战学生”，却也要顾及学生的考试习惯和多数学生的积极性。同学们希望有一本好教材，所学内容所考范围明确无误，例题习题和考题很接近。在现实和理想的纠结中，考试命题的自由裁量权缩小到零。

2016/8/12

最近读到Olkin教授的讣告，使我想起与他打交道的简短经历。

2011年夏天我去美国迈阿密参加统计联合年会(JSM)，那时候无线网络还不太发达，需用会场提供的公用计算机查邮件。排队等候时百般无聊的我回头看见站在我后面的是一位花白胡子的老人，也和我一样在排队等候，仔细一看他胸前的名牌竟然是将要和我同场做报告的Olkin教授。一位87岁的老人还独自来参加活动，与年轻人一样自己找住所，自己坐飞机横跨美国旅行。征得老人同意，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所谓联合年会就是美国各个统计学会在一起办会，各自组织感兴趣的报告场次。泛华统计学会组织了一场纪念许宝騄的专场报告会，Olkin是许的早年学生，我代表北大，还有来自香港的方开泰（因为眼疾由其学生李润泽代念发言稿）。会后老先生要把他的讲稿发表，觉得我讲的部分可以补充他的文章，邀我合写，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他在张罗，修改定稿，投稿发表，偶尔他会来信告诉我一声算是征得同意。最后文章登在Stat Sciences,由于这是SCI刊物，这篇文章成了我影响因子最大的SCI文章。

斯人已逝，愿老先生一路走好。

2016/7/7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某位老愤青造出来给当代大学生用的。然而，何尝只有大学生才如此？大学教师中也有啊。美国好，移民美国；国内发展了，又反向移民了。怀揣着美国护照在国内大学生面前做报告，大言不惭高谈爱国主义。这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么？

2016/5/28

在微信里看到一张老照片，里面有很多我的同学，据说我也在里面。这应当是1981年春复旦大学数学系欧阳光中老师在上课，课名是“流形上的微积分”。斯是陋室，唯我德馨，教师自信而投入，吸引了所有学生的目光。有趣的是男生都集中在前面，把女生挤到后面，与现如今正相反。

2016/5/25

“历史终将证明，谁只是匆匆过客，谁才是真正主人”。

2016/5/11

1978年我坐汽车从温州赶到杭州，路上走了12个小时。当时瓯江上还没有桥，汽车要在梅岙这个地方轮渡过江，还在缙云停车吃午饭。傍晚时分，车过钱塘江大桥，看到了夕阳下壮美的六和塔。过桥后进城前的路旁绿树成荫，非常安谧。为减少汽车颠簸，回程就先坐火车到金华，过钱塘江时只能从铁路桥的护栏缝里远眺六和塔。即使后来坐汽车到萧山机场，也走钱江二桥三桥。最近再次坐车过钱江，又从钱塘江大桥上面看到了六和塔。两次之间，过去了38年。

2016/4/8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清华的文科是很不放心的，说“你们清华搞理科的不行，你们要找北大文科的老师一起搞。”事过多年清华还没有长进，校长念不出对联，今年又被“罗斯柴尔德继承人”骗了一把。上海交大也没有好的哪里去，把专门致信写成专程致信，不知道“程”字什么意思。

2016/3/26

我等医生两小时，医生看我两分钟。不过我在修身养性，耐着性子不去找捷径。我前面的病友说你们北京人真幸福啊，自己来一趟不容易，从内蒙打“飞的”来，一趟就2000元和两天时间。

2016/1/25

哈佛的倡议使我想起了张铁生。

2016/1/23

中国古人把什么话都说了，“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2016/1/16

最近北大清华分别公布了新版学位证书的样式，都说如何漂亮云云。辩证法告诉我有得就有失，我赶紧拿出我30年前的证书，式样是呆板一些，可上面有一个大大的国徽。当年强调国家行为，现在则要淡化。

2015/11/28

一听“我夫人”就倒胃口，犹如孔夫子看见“八佾舞于庭”。在现代汉语“夫人”是尊称，用于对别人说，自己称自己老婆为“夫人”不仅显得傲慢而且还缺点文化。

2015/10/7

这个国庆假期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听到本土科学家获奖的消息。以前这个时候只有羡慕的份。

在国内，青蒿素本是一个集体项目，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却只奖励屠呦呦一人。无论当年其他合作者是否接受，中国有人得奖总是好事，我们应当欢呼。这也说明国际大奖的评审标准与国内不同。国内评审可能受团体利益、资历辈分、人情世故、甚至个人品行等因素影响，还可能因为不区分科学和技术，受工程的观点影响，不能区分新颖和难度，譬如测定分子结构可能对于当年的中草药工作者还是一项高难度工作。国外评审只看关键步骤的创新点，按照这一标准，屠呦呦的“三个首先”毫无争议成为唯一人选。真可谓旁观者清。于是国内多年争吵不清的一桩悬案就水落石出了。

由于饶毅曾在博客上发表题为《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不遗余力推崇屠呦呦的工作，在国内影响很大，所以也有人认为饶毅等人对于获奖功不可没。其实早年青蒿素并没有进入饶毅的法眼，推荐屠呦呦的是美国科学院院士Louis Miller及其中国同事苏新专。他们2007年就有此想法，2010年起年年推荐，同时推荐屠呦呦获得2011年拉斯克奖，并在著名的《细胞》杂志上撰文《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推介。拉斯克奖素有诺贝尔奖风向标的说法。按照优先权而言，即使饶毅后来曾以某种方式推荐过屠呦呦，功劳是没有的。

2015/9/7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刻，想起了丁文江。按照凤凰台的说法，丁在七七事变前预料到国民政府守不住沿海地区，需要在内地坚持斗争，因此要在内地开矿设厂。他自己动身到湖南沿铁路考察地质矿产，亲自下矿井考察，因事故而殉难。

2015/8/30

我实在不算体育迷。对我来说，篮球太快棒球太慢，美国三大球我看得最多的是橄榄球，热闹而又规则简单。橄榄球只有带球冲(rushing)和长传(passing)两种进攻套路，再分左右也就四种。带球冲比较稳健，但推进不了多少码；一次长传可以推进很多，但很难得手；往往传的越远，成功率越低。进攻前，场上核心人物四分卫(quarterback)选定一种策略，开球后所有队员按既定方针配合行动。相对于带球冲的一团混战，长传更加激动人心。

每当四分卫用尽全身气力和全部智慧把球奋力抛出，球场内总是喊声震天。在此之前，前面的linebackers死命保护quarterback，为其赢得更多时间，以便接球队员跑得更远，大家都凭着信念在努力，彼此只有信任和默契。在全体观众的呐喊声中，橄榄球在空中划过，前程未卜，球会不会中途被对方拦截？接球队员能否跑到位？能否接住？接住了还能往前跑多远？会不会把球弄丢？一切都是未知数，但大家都是冲着最好目标而去，不问其他。

人生今日如同正在空中传递的橄榄球，既是昨日努力的结果，又包含着未来的诸多不确定，不管前程如何，只能按照预定方针风雨兼程。

2015/8/5

现在高三不学新课，复习一年，这对天资聪颖的少年实在是莫大的扼杀。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早出人才多出人才，许多人16岁、甚至15岁就上大学了，科大少年班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现在迫于就业压力，强制学生炒冷饭。应当允许高二学生参加高考，考得好就上，考不好就复读一年。

2015/7/17

薄熙来在庭审中提到“多因一果”，我觉得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深刻揭示了当今社会复杂的局面，提示我们要多角度多层次地观察思考我们面对的问题。

2015/6/20

那些投票前离席的香港议员们是临阵脱逃，弃守职责，是怂包孬种，需要好好看看《亮剑》补补钙。

2015/3/1

张艺谋因为超生挨了巨额罚款。以他的身份移民国外并不困难，就可以规避限制。他宁可认罚也不移民，有“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之古风，是条汉子。

2015/2/5

最近阿里巴巴与工商总局掐架，关键是选取的样本是否合理，其实数理统计里面就有一个分支讲抽样理论，他们好好吵吵，就会想到科学决策，多雇统计学家。美国的FDA雇了一些统计学家，制药公司就养更多更优秀水平更高的统计学家来对付。

2015/1/24

2015年数学界迎新春茶话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大部分都是贺喜祝福的话，唯有来自南京大学的秦教授带来一个有趣的史实：利玛窦为等待进京而逗留南京期间遇到了徐光启，两人相谈甚欢，决定在南京设立数学研究机构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这个研究机构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数学研究机构。更加巧合的是利玛窦达到北京的时间是1601年1月24日。

2015/1/9

最近校领导热心推进英语教学，使我想起一件往事。当年有位青年教师准备出国，就用英语讲课来提高自己的口语，被系领导知道后遭到通报批评（现如今可要得奖金）。那时候也有人用英文写博士论文，被研究生院查出来要求全文翻译成中文才能答辩。总之，20年前北大教师及管理者还是很在意使用本国语言。

2014/11/30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官、商、学应当适当分离。习大大说官商不能勾肩搭背，于是管理学院的EMBA班出现了官员退学的风潮。我认为还应当对官学进行分离，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明确规定什么级别的官员不能承担科研项目。一般认为系主任更接近学者，而校长更接近官员，因此分界线可以是正处副局，即副局级不得承担项目，而正处级可以申请自然基金。(2015/1/9补记，最近公布的院士增选计划要求处级以上官员不得参选院士。)

2014/11/16

丁伟岳先生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挨的很近。平时我喜欢开着办公室的门，看见他路过，总要打声招呼。去年我换了办公室，就和他成了门对门的邻居。我发现他一来办公室就赶紧关门，以为自己习惯开着办公室门，可能吵着他了，于是注意收敛，把门虚掩，说话低声。后来经过仔细观察，原来他自己躲在办公室里抽烟，怕烟味跑出来，才把门赶紧关闭。2002年数学家大会期间，丁先生负责上千人报告时间的调度安排，累了就一个人靠在墙角抽烟。那时各种光鲜的场面终究模糊了，而他一个人躲在角落抽烟的模样，却一直活灵活现地停留在我的记忆里。

虽说是十多年的同事，说来惭愧，我竟然想不起来何时听过丁先生的学术报告。最近一次他的公众报告，我本来是打算去听的，后来又不知何故错失了。好在现如今电子技术发达，我找来演讲录像看了一番。丁先生的普通话当然比不上电视台播音员的字正腔圆，但他高声朗诵陈寅恪写的纪念王国维碑文的激情和神韵，却也不是电视台播音员所能比拟。尤其念到最后一句“共三光而永光”时，似乎是很神往的。我被感染了，于是特意到清华园去看了一番碑文（见我的2013/5/14的博客）。

这几天学院忙着办理丁先生后事，收到了许多唁电，特别是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刘延东、赵乐际、温家宝、吴官正等人送来花圈，恐怕近期辞世的科学家都没有这样的哀荣。说丁先生学问精深，桃李满天下，固然没错，但全国比他学问更好、学生更多，也大有人在；说他荣誉等身，似乎也不妥，丁先生是非常低调的，坚辞了许多奖励，甚至他家人都要求丧事从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领导人知道的应该是那拍案而起的“谔谔之士”。

明天我将以最高着装标准送别这位刚直而谦和的高邻。

2014/9/26

忽然想起，UCLA数学系只有三把钥匙，研究生的，教师的，和职员的，其中教授的钥匙可以打开研究生办公室的门，职员的钥匙权限更大，可以打开教授的和研究生的办公室。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拿着研究生的钥匙，毕业后再去访问，拿到了教员的钥匙。凭着这把钥匙，可以打开文具室，可以随意取用纸、笔、信封，还有复印机可用。其实到了这个层次，也没有这么大的欲望，我只拿了一本学生成绩的记录簿。

UCLA数学系的信箱是敞开的,可以很方便把东西留给他人，也很容易看见甚至拿走他人信箱里的东西。剑桥数学系更甚，信箱放在开放的大厅，UCLA数学系的信箱好歹是在一间房间里。北大数学的信箱都带锁，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上锁，同事很有意见，觉得东西放在里面不踏实。我终于扛不住同事们的意见，把信箱锁上了。

2014/9/19

家父来信：今天凤凰资讯载"老校长信函为何署名林〇〇”,该文标题表述不准确,把信函草稿说成信函了.古代凡留底的信稿,信末署名处都写某启,或某顿首等,这么写一来省事,二来表示这是草稿.文中书"林00"也是草稿的缘故.这么写在六十年前是很普通的事,今已少见了.

2014/8/22

最近奥巴马插队买烧烤，大部分民众表示理解。毕竟这是花边新闻，毕竟总统日理万机，时间宝贵；毕竟总统掏钱为几位顾客埋单表示了歉意。但仔细想，这种宽容意味着，在特殊情况下，在付出一定代价之后，某些人可以有特权。当供应不足时，要么价高者得（例如航空公司把乘客分为商务舱和经济舱），要么凭地位划等级，国内有些特权就是这样。但也不都在讲特权，习近平排队买包子，自己买单端盘子。

2014/8/13 小世界

以前那些获奖者离我都很遥远，如今获奖者离我很近。今年获高斯奖的Stanley Osher是UCLA的教授，我念书那一阵子他还是个Playboy，很难与今天的高大上联系起来。获陈省身奖的Phillip Griffith是31年前来北京主持陈省身项目的主考官，在下还被他面试了十来分钟，得到他的一封推荐信。

2014/7/27 为自己辩护

最近有位署名“欧阳”的人在2014年7月12日世界杯第三名决战前10分钟前重温了伍鸿熙《黎曼几何初步》的序言，并摘抄了关于我的一篇访谈，问我是否同意伍的观点？

这位欧阳先生还是很聪明的，他看出来那篇“文章其实是一个访谈，标题只是访谈的一部分，借助世界杯吸引眼球而已”。但欧阳先生只根据一篇访谈，就把文章中的观点引伸为我的观点，以为两人观点高下立显。如果这时候我再来说自己完全同意、非常欣赏伍先生的观点，好像为时已晚。好在我的引用是有据可查的。

2012年1月25日我劝勉留学生考虑回国时不要患得患失，引用了伍所引用的名言：“切勿要求胜利，只应要求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因为从坚忍不拔的奋斗中，你将为自己带来荣誉。但更重要的，你将为全人类带来光荣。”

更早的时候，至少十年前吧，在谈论本科生科研时，摘抄了伍先生序言开头引用的名言，“你们的事业的成长，应该像一棵树的成长一样。应该是顺其自然、无间断、和全面的。我希望你们的根能够在这个学院的肥沃土地下面尽量深入，以使你们的树干长得既粗且壮。这样，将来无论树叶多么茂盛丰满，也永不会有水份供应不暇的毛病。在上空将不时会有狂风大雨，也会有行雷闪电。所以切勿长得太快太高。”

好了，回到欧阳先生的提问。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说话是要分场合的。伍鸿熙说话的对象是研究生，我在写给本科生谈论科研时也采取了相同的观点。但那次访谈面对中学生，针对某些中学生及其家长盲目认为“考上大学就好了”这一误区而言的。我说以后的路还很长，即便当上教授也不能自满，还有更高目标可以追求，难道不对吗？对于以高考为目标的中学生，难道说重在参与？全国人民答应吗？

2014/7/9

国内大学教师提职要熬年头，水平不够就得等着。虽然没有美国大学非升即走那么豪爽，却是保证质量的有力举措。同样道理，水平不够的研究生就应当晚一点拿学位，也得熬年头。但因为学校包下一切，所以最后学校耗不起，于是要么放水要么赶人，前者保不住质量后者对不起十年寒窗。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让学生自负成本，达到必要的水准，这时候他会努力或者放弃，都是自觉自愿，美国研究生就是这样的。

2014/7/6

你切蛋糕我先挑，这是西方为了公平分配利益而设的游戏规则。从海外回来的人是知道这一点的，陈章良建议基金委设立杰出青年基金,他自己就没有得过。以其学术成就，得杰青还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到了XX计划时一切都乱了，建议人就是入选者。XX说自己是从西方回来，带回先进理念，可为了一己之私却连最根本的利益回避原则都不顾了。

2014/5/28

大量外来务工者为当地GDP做出了贡献，但在计算人均产值时这些人是不计入的，这样一来京沪等地就显得生产效率更高。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不说而已。美国名牌大学也有大量访问教授，他们承担教学任务，工资远低于正式教员。为了说明国内如何低效，一位著名华人数学家说哈佛只有几个教授，教了多少学生，说话间把访问教授都无视了，就像京沪在计算人均产值时无视外来务工者一样。国内大学非但没有访问教授上课，还有教员出去访问不上课，这与美国很不同。

2014/5/7

我们的教育一定出了什么问题，经常是“坏学生当老板，好学生当员工”, 高考状元未成领军人物,古人认为教育要培养人的仁、智、 勇三方面的素质。现在学校教育和高考制度过于按部就班，严苛地按照大纲规定进行训练，可能削弱了学生探索未知领域的勇气，抑制了情商的发展，使毕业生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无从适应。

2014/4/22

周末看昆剧《牡丹亭》，因为苏州方言而听不太清楚对白和唱念，显示在屏幕上的剧本文绉绉，也看不太懂，倒是英文翻译还能看明白。昆曲太阳春白雪了，题材内容也太古老，观众太少会失去群众基础。文革时京剧样板戏，如果剔除政治因素，其现代化的努力应当得到肯定。

2014/4/1

童年时家乡有过一场战斗，那是文革武斗。战斗结束后“老香山”药店楼顶上插着一面红旗，上书“反潮流”三个大字。这场面于我，如同《星条旗永不落》作者看见星条旗仍在要塞上空猎猎飘扬，至今印象深刻。在这旗帜下，人们轻视间接知识，推崇直接知识，打破陈规旧习，主张创新和实践。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理论联系实际”，鼓励群众的首创精神，提倡“新生事物”，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张铁生交白卷，黄帅日记反对“师道尊严”。这些做法很多是针对文革前17年教育体制的反动。当我还没有弄明白这背后的政治，文革结束了，邓小平果断恢复高考，距今又过去了36年。如今教育系统继承的是文革前17年的做法。我的问题是，文革期间的“胡闹”对今天教育改革有无参考借鉴的价值？

2014/3/28

忽然想起了珠峰北坡的第二台阶，那是登山前辈们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地方。后来人们在那里建了一个金属梯子，而今一些名人都能迈步从头越，轻松登顶，难度不可相比。中国人首次登顶是在半夜，没有拍照，不符合国际惯例。没有洋人承认就不算登顶吗？我们登顶为了什么？就为了得到洋人点头认可吗？

2014/2/26

我的学生单治超认为理科对家庭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要求比较低，文科是有钱人学的。无独有偶，八十多年前钱穆一直告诫侄儿钱伟长，他们家庭没有什么背景，缺少社会关系，学习文史不易有好的出路，希望侄儿改学理工科，可以远离人事和政治，凭真本事立足于社会。(7月6日补记：对于家庭条件不够好的青少年，应当确立合适的有限目标和务实的可行途径，科研就像马拉松，回报周期过长。)

2014/2/19

谁是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人们首先想到院士，但院士人数逾千，如何再加以区分？那就看是否获得诺贝尔奖等世界大奖。中国迄今只有吴文俊获得邵逸夫奖，袁隆平获沃尔夫奖,可以算得上世界大奖。目前国内最好的认可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位科学家)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多位)。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邮票上的科学家。一个国家能为某个人发行邮票，那一定是最杰出的。请记住这些名字：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华罗庚，林巧稚，张钰哲，侯德榜,丁颖，熊庆来，汤飞凡，张孝骞，梁思成，梁希，茅以升，严济慈，周培源，贝时璋，钱学森，钱三强，侯祥麟。此前还发行过詹天佑的邮票。

同样道理，哪些大学可称得上国内最好？答案可以是重点大学、211学校、 985学校、C9联盟，但还有一种认可，就是邮票上的中国大学。目前只有7所:北京大学(1998),复旦大学 (2005),同济大学(2007),中国科技大学(2008),兰州大学(2009),清华大学(2011),南京大学(2012)。此外还有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的邮票，那是为了纪念孙中山、陈嘉庚、华侨社团而发行的。

2014/2/11

我现在很想沿成昆线坐一次火车，那是壮怀激烈的三线建设一个关键性工程。

2014/1/27

解放军从48年底开始统一部队番号，先后编成67个军，经过多次裁军，到1955年共有34个军，外加空军5个军,1985年保留24＋4个军,1998年保留21＋4个军,到如今只剩18＋1个集团军，保留的比例是26.9%,如果考虑54军是由44军和45军合编而成，而第15军做为空降部队编制仍在，保留的比例28.8%.

五十年代初共有27个军到过朝鲜作战，其中25个军保留到1955年，20个军保留到1985年,18个军保留到1998年，15个军保留到今天，这比例是5/9=55.5%,生存概率几乎提高了一倍。首批入朝作战的9个军，现在还剩7个军，保留的比例是77.8%.而其他40个没有到过朝鲜的部队，现只剩4个军，保留比例是10%.

20军、27军当年在长津湖死伤过半，部队的旗帜至今仍在飘扬.而88师师长自己躲到坦克里，部队番号随即被撤销，兵员补充到26军. 这就是战争对部队的洗礼.

2014/1/24

报道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于2010年超越日本，而三年之后已是日本两倍。这速度也太快了。

2014/1/22

美国大学保持教授水平质量的核心是选择和流动，首先美国大学有足够多人选，甚至用高薪从海外挖人。因为竞争激烈，赢家当然水平超群。与之相适应的是美国社会高流动性，雇佣关系可以适时终止，搬家容易，赢者来的了，输者也能流动到二流三流学校去。就数学而言，在美国博士毕业十年左右都能做到教授。国内社会流动性差，科研队伍也不大，但我们提职靠熬年头来保证质量。所以，你看美国教授一定要看他是哪个学校的，看国内教授则看何时提升的。

2014/1/10

这几天每天晚上都在改卷，改的昏天黑地。周一改了440题，周二330题，周三周四都改了220题，还剩330题。每道题我要判改两遍，第一次只判全对或全错的，这样大概有一小半，其他就留到第二回合。未判的试卷就翻开在要判读的那一页，写在首页的考生名字就不易看见了，相当于高考判卷时的试卷密封。第二回合专门处理各种疑难病症，找出症结所在，给出合理分数。由于相对集中，评分标准容易一致。

2014/1/1

因为“1314”与“一生一世”谐音，有人在意今年元旦到来时要做什么事、避免什么事，有人建议数钞票，这样一生一世都在数钱。跨年时刻我在命题。

课堂教学结束以后，教师的职责和特权就是出考卷。我不会编题目，就从各种书本上找现成的题目。根据一学期的学习情况，找出一组题目，既能覆盖所教内容，又能别出心裁。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斗智斗勇、令人兴奋的事。凑够题目之后，自己要做一遍，看看难度如何，通过替换考题、给出提示、删除中间环节来调整水准。隔几天再看，检查语言有无歧义，条件是否充分。为了避免泄题，我用家里一台不联网的计算机打字，临考前才到学校印刷。

试卷是用来检查同学们掌握知识的情况，也检查我的教学效果,具有高度针对性，只在特定的环境下才有意义。我要求自己命题做到“出乎意料，合情合理”。同样一张试卷，因为考试时长、考前复习、与教学内容的相似程度等因素，难度可以相差甚远。同学们一直希望我能圈定考试范围，而我认为知识边界不应是黑白分明。核心内容固然重要，适当拓展则使课程五彩缤纷、生趣盎然，犹如学了正史之后再读点野史。我和同学们对其他相关知识的要求也有分歧，同学们希望只考新学的知识，而我认为学过就应当（熟练）掌握。因为这样那样的差异，我的考试恶名在外。但我相信，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当同学们成熟之后，没有了分数的压力，更能欣赏命题过程中的苦心孤诣。

2013/12/21

目前国内大学定位尴尬，首先是公平与卓越的矛盾，这主要发生在好一点的学校，如果要公平，就把招生名额按人口平分给各省，毛泽东时代更强调大学在保持社会公平的义务。其次是教学和科研的矛盾，当下过分强调了科研成果而忽视教学方面的投入。最后，社会的发展导致许多非学术因素渗透到学校，譬如能拉来大项目，改变了学校的生态环境，教育部等各种名目的人才计划和检查评估，威逼利诱，无不干扰学校的平静。

　

2013/12/15

杜撰的历史。1989年在海外有一批民运分子（民运是民主运动的缩写），我的一位同事就是积极参与者，每到周末就要忙着搞民运去了。更具体一点，他是某个刊物的编委，负责“读者来信”这个板块，平时没有来信，每到出版期限他就要杜撰几封读者来信。我才知道这也可以作假，后来了解多了，知道史书上记载的许多事件与真相很有距离，譬如张灵甫的绝命书。

2013/12/8

刚刚去看纪念周恩来的展览，在其中一张很不起眼的照片里看见一位我见过的人，名叫张雪梅。35年前的1978年12月，我接受《浙江日报》记者应舍法的采访，在报社招待所住了几天。带我去杭州的魏忠老师在招待所遇见一位中年妇女（当时觉得是老大妈了），与之攀谈一番。魏先生告诉我他叫张雪梅，是温州人。我当时记性真好，一下子就记住了这名字。她丈夫邱清华的堂兄邱清泉更有名，出现在毛选第四卷。今天令我吃惊的是张雪梅竟是张冲之女，祖上是明朝首辅大臣张璁。这世界真小。

2013/12/3

有人忽悠说，德国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把最高端汽车（如奔驰S系列）移到中国生产。我开始也信以为真，看了电视片《大国重器》，我相信中国是有能力生产的，资本逐利也是没有国界的。但如果市场不够大，就没有必要再铺一条生产线。奥迪A1、A3也是进口的，总不能说比奥迪A4、A6更难制造吧。

2013/12/2

玄奘当年出国可是非法越境，如果被发现是要被射杀的；学成归来，受到皇帝高规格接待，也没人再提他偷渡国境的往事。中国人思维有个毛病，只看结果，不问过程，成王败寇，实用主义思想严重。

2013年11月26日

杨振宁最近谈起他的初恋，如何理智处理感情，成就了自己后来的事业。一将功成万骨枯。现如今恋爱不成友情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在媒妁之言的旧社会，谈恋爱也是很严重的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的初恋后来终生未嫁，早早离世。

2013年11月11日

现在养老成了社会问题。难道以前不养老了么？以前是居家养老，赡养父母是子女天经地义的事。曾几何时我们学西方的生活方式，在财力尚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时，过早摒弃传统生活方式，导致问题的加剧。另一个例子是婴儿奶粉，本来吃母乳是最正常的，只有母亲没有奶水或者工作需要无法亲自喂奶才用奶粉补充。中国还没有这么多奶粉，居然人人都要婴儿喝奶粉。结果就出问题了，安徽阜阳的大头娃娃事件，不良商家固然难逃罪责，但我们就不应当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本来农村母亲身体健硕，时间充裕，为什么也要效仿城里白领不给婴儿喂奶？更何况农民收入低而买奶粉开销不菲，真是本末倒置。我认为在财力未达之前，用老祖宗的智慧去过日子，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2013年11月6日

大约十天前被临时抽去当评委，事先倒也问过我是否有空。晚上9时许接到短信，通知我次日上午8点半到某地报到。正想发作骂组织者太不尊重评委，哪有这样做事的，有人告知这是组织者的一片苦心。因为现在打招呼很厉害，评委名单一公布，马上有人过来打招呼。这样半夜才通知，倒也一宿安宁，轻松上阵。

2013/9/21

专业分工与轮流坐庄。我刚回国那阵子很热衷于学美国的做派。具体到排课，也希望每门课程有几位主讲教员轮流出场，谁上效果都一样，都按照教学大纲八九不离十。实际情况并不允许这么做，首先是教员的知识结构，只有个别教员可以胜任不同课程，大部分教员就年年重复那几门课，却也熟能生巧，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倒符合经济学上的专业分工原则，降低了备课的成本。后来因为计算工作量的需要，大家要利益均沾，每个教员所教的课程才不那么固定。西方还有一个轮流坐庄的制度，什么好事坏事都不能干太久。什么事情都要拿到委员会上讨论，而委员会的成员是要轮换的。我们的任期制有点想学这个制度的意思，但也造成短期绩效而改来改去。

2013年8月28日

即将来临的50岁生日宣告我走到了人生折返点，于是思绪中多出了许多回忆。忽然某天耳边响起了30多年前一次女排夺冠后颁奖典礼上的乐曲，当时觉得很好听，就一下子入脑了，又听说曲名是《英雄今日得胜归》，也一下子记住了，但并不知道这是亨德尔的作品。现如今网络真好，一下子就找到了30年前大学期间听过的美妙旋律。

2013年8月3日

赤脚大仙，1987年或88年，有位即将毕业的博士来UCLA求职，只穿一双袜子在数学楼里行走，这样古怪行为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时间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位赤脚大仙已成长为常青藤大学的名教授，但他的怪脾气更甚了，最近听他做报告，他居然光脚。

2013年8月2日

一位事业有成的教授教导学生说要把一天中最好时段留给学习。推而广之，我们要把一生中最好时段留给最要紧的事。其实古人早已说过，“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花落空折枝”。

2013年7月29日

聪明、成就、和贡献，是三个关联而又不同的概念，常被混为一谈，也有人故意用一个指标替代另一个指标。

聪明是一个不太好度量的概念，学的快、记得牢，见多识广、反应敏捷、强闻博记都是聪明的特性。成就是可以度量的。譬如发表的文章数量和引用次数等；一个现象的发现，一个定理的证明，大凡学人写在自己CV里的那些，都是成就，尤其在更长时间范围来看，成就是相当清楚的。

聪明与成就的关系，就像功率与功的关系一样。人们相信聪明者有更大可能在脑力劳动中占得先机，不那么聪明的人就要多勤奋，以勤补拙，笨鸟先飞。一个人能有成就，不仅取决于他自身的天资和勤奋，还取决于外部条件和时机。我们谈论聪明，当然是在相同外部条件下而言的。然而，外部条件是可以选择的，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譬如俄罗斯运动员伊辛巴耶娃原来是练体操的，并不出众，后来改练撑杆跳高，鹤立鸡群。再譬如，有些学者到了国外加入优秀团队，也取得不俗科研成果。能够有效选择、利用外部条件，也是一种聪明，至少是自知之明。刘邦打仗的本事不如项羽，但会用人，最终打败霸王，取得天下，谁又能说刘邦打仗不行呢？

高考成绩高，究竟是成就还是聪明？如果是前者我们在论功行赏，若是后者我们按照聪明选拔人才。我们倾向于相信，在高考中表现出的聪明或成就，也将很大程度在今后的人生道路得到再现，总之，还算是公平的。

成就是关于自己的，贡献则是关乎他人的。譬如，有人英勇善战，杀敌无数，应该是很有成就的，譬如关羽，譬如吕布。但如果讲贡献，吕布就很有问题，他开始对董卓很有贡献，但后来杀了董卓，累计起来贡献就是负的了。有人刚从海外回来，个人成就可以很大，对祖国的贡献尚需积累。在美国取得成就不能认为是在为（中）国争光，然而很多人故意以科学无国界为由，把成就和贡献模糊起来。

2013年7月19日星期五

葛兰素史克最近涉嫌贿赂，被调查了，而前些时候该公司还给卫生部长颁奖。

2013年6月17日星期一

又到毕业季，校园里再度唱响《燕园情》。我感觉这首歌柔情太多豪情不足。古人也就阳关三叠，这里说“阳关千叠”、“千千结”，过于阴柔缠绵。问题在于这首离歌常常被当作北大校歌，有比较才能有鉴赏，诗人刘大白填写的复旦校歌意境就高远一些，“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沪滨屹立东南冠；作育国士恢廓学风，震欧铄美声名满”。

2013年6月13日 张益唐给我们的启示。

最近张益唐的事迹横空出世，给我们很多启示。要做大事，首先要专注，其他都是次要的。外部条件固然重要的，但不是决定因素。毛主席说过：决定战争胜利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这些年我们在硬件建设方面下了不少气力，也可能耗损了我们不少精力。其次年龄不是问题，数学研究的最佳年龄是30岁，但60岁的人也是可以参与的，关键是要清心寡欲，宁静致远。年纪大的人智力并没有下降而是杂事缠身。

2013年6月5日

又过清华园，再见图书馆。1979年慕名游清华，在校园里漫游，经过一番寻觅，终于见过图书馆。以后多次到清华大学，大都来去匆匆。再度站住图书馆面前时，34年已经过去。想到诗句“故园三十二年前”，主席搞革命都成功了，令人唏嘘不已。

2013年5月14日 过清华园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名言，想必我在其他场合也听说过。最近听我的同事丁先生在一次演讲中高声朗诵，又听说这个石碑就在清华园，便有去看看这原物的念头。今在清华大学听完Varadhan的报告，便去寻古探幽。在二校门附近，熙熙攘攘的游客正以清华老体育馆为背景拍照留念，不曾有人注意到背后几步之遥静静矗立的石碑。石碑不大，碑文亦短。照抄如下：

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与林肯的Gettysburg演讲辞异曲同工，开头皆低缓沉稳，愈后愈激越，最终都是借赞颂逝者而直抒己见。以其游历之广，陈寅恪当然读过林肯的名篇，受其感染也很正常。王投湖自尽或有难堪之处，陈避实就虚，以“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为挡箭牌，不谈王之长短。林肯提出了“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陈则借王国维之死而提出学者应当尊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准则，这与后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讽刺是针锋相对的。(5月16日补注：写于1925年的复旦大学校歌开头几句是“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可见这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共识而非陈寅恪首创。)大部分初级学者生计都有问题为五斗米折腰，绝大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则图名谋利，逢迎权贵。这么说来这个石碑应当是国内学者的定海神针，是清华园里最有价值的文物。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起源于清华园的红卫兵砸了二校门，为什么放过这石碑，难道这也是重修的吗？

附：林肯的Gettysburg演讲辞

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Now we are engaged in a great civil war, testing whether that nation, or any nation so conceived and dedicated, can long endure. We are met on a great battle-field of that war. We have come to dedicate a portion of that field, as a final resting place for those who here gave their lives that that nation might live. It is altogether fitting and proper that we should do this.

But, in a larger sense, we can not dedicate -- we can not consecrate -- we can not hallow -- this ground. The brave men, living and dead, who struggled here, have consecrated it, far above our poor power to add or detract. The world will little note, nor long remember what we say here, but it can never forget what they did here. It is for us the living, rather, to be dedicated here to the unfinished work which they who fought here have thus far so nobly advanced. It is rather for us to be her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 -- that from these honored dead we take increased devotion to that cause for which they gave the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 -- 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 --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2013年5月9日

我念书那阵子研究生奖学金是每年1万美元，秘书年薪大约2万，新毕业的助理教授3万，资深教授7万。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数字都已改变，但比例还有参考价值。当然，这是税前工资，而国内还有福利。这个比例还得有所调整。

2013年5月6日

分数与套利：最近为了调控房价，政府规定每户最多只能拥有两套房，有人为规避限制，就办假离婚。于是政府又出台政策，规定单身最多只能拥有一套房。分数，这个小学生都懂的概念，终于在政策中得到应用，堵住了政策的漏洞。套利，说起来更玄乎的金融概念，老百姓未必听说过，但趋利避害人之常情，稍微活络一点的人都会在实践中自觉运用套利策略。现在公务员、高校教师的退休金还没有做到按服务年限成比例发放。29岁入职和59岁入职，到头来退休金都一样，这里的利益诱惑是显而易见的。政府也不是傻瓜，于是出台政策，有人在喊年龄歧视，想回国工作的海外华人喊的更起劲，其实背后还是为了利益。如果住房，退休金都是按比例，我们也不会在乎求职者的年龄。

2013年5月4日

2012年6月19日温州一位官员来北大办事，顺便想看看校园。温州驻京办问我有何好去处。家乡来的父母官，自然不敢怠慢，于是陪他去看赛克勒博物馆。可是博物馆说有接待任务要提前关门，好说歹说总算让我们进去看，但这位官员已经很受伤，兴致大减，马马虎虎看了一下就匆匆离去。要在温州是决不会受此窝囊气的。过后我才知道是习近平要来参观。于是特意请驻京办转告这位吃了闭门羹的地方大员不要在意，毕竟撞上了习大大。这事也就过去了，没想到当年那帮见了习大大的小孩却没闲着，最近还给习总写信，闹出新动静来。这不，中央台都要报道，这世界真小。

2013年4月1日

读《燕园建筑》（主编周其凤，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 定价88元，成交价66元）

3月22日周其凤院士卸任北京大学校长。3月27日中午我在餐厅遇到他，半开玩笑地说，许智宏校长卸任后编了《燕园草木》，你可要编一本《燕园建筑》才行。周其凤正色道：这本书已经出版，而且脱销了，里面有些小错，修正后再印。于是赶紧上网，果然当当网已经脱销，好在京东还有现货，3月28日我读到了期待已久的《燕园建筑》。

从丰富史料中汲取素材，《燕园建筑》第一次系统介绍这座百年学府的新楼旧馆。全书200多页，“按照目前校园内的主要建筑，逐一介绍其历史、形制和功能，图文并茂”，文字广征博引，画面美轮美奂，印制精良。画册上每张照片都是蓝天白云，山清水秀，恍如仙境。使近日常受雾霾困扰而对周围景观熟视无睹的我重新发现，原来校园如此美丽。

我在今年元旦的博客中写道：“期待着《燕园建筑》尽快面世。想象中这是一本精美画册，每页一幅优美图片，注明楼房的名称/原名/曾用名、建设年代/历次修缮、建筑面积/平面图、设计者/建设单位/出资人、使用情况以及发生在这个楼房里的大事趣闻。写下来的内容都应当有据可查，而不是传说。一些已经拆除的老建筑也应当得到体现。画册应附地图索引，可按建设年代分为上中下三篇，也可按照使用功能分为四部分”。

现实和想象总有出入，画册没有地图索引，但另附一张校园地图活页，并在介绍每个楼宇时画了一张小地图标明位置。内容按东南西北四块区域来编排，1952至2002年之间建成的建筑入选比例偏少。文字介绍部分涉及楼房的原名、建设年代、建筑面积、设计者、出资人、使用情况等，但很不全面，更没有平面图/建设单位/建楼成本/翻修改建等情况。每幢楼宇都有许多吸引人的故事，如果走访老人挖掘整理，可使文字介绍部分更加鲜活。编者不远万里从耶鲁图书馆翻出许多旧照片，却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从北大档案馆、规划部找出更多资料照片。

当然，北大之大绝非一册《燕园建筑》所能涵盖，遗珠之憾是难免的。毕竟这是此类书籍的第一，我认为以此书为礼赠与友人，是非常适宜的。由此推算，多年后卸任的恩哥校长将编写一本《燕园XY》。

2013年3月21日

里根总统想去哈佛大学做一次演讲并希望获得一个荣誉博士，哈佛的教授们经过一番讨论拒绝了白宫的请求。这事传到国内，老师们商量如果也有同样的事情我们可有胆量拒绝，最后一致的意见是不敢。但最近听说的轶闻使我改变了看法，高校老师的软骨病也并非由来已久。文革前林彪的女儿不来上课已逾半年，如何处理的报告送到了北大教务长的办公桌，教务长批示按制度办，于是林女被退学。这位教务长在文革期间自杀了。李纳申请入党，支部居然通不过。这事捅到中南海了，后来江青在北大东操场还点名批评了当事者。系里一位老师这么说的，他说江青讲话的时候，毛主席也在校园，在看大字报。解放后毛主席并没有在正式场合到过北大。。我还常遇到这位挨批者，待我了解清楚再详细介绍。(4月10日补记，昨天我在勺园遇到这位挨批者，他说那天开始时他也在场，但因为有事提前请了假，中途离场，所以并没有听到江青讲话，他说幸好不在，他没有说下去，我猜他没说的话应是“在场可能挨打”。) 现照抄叶永烈写的《陈伯达传》第二十五章“掀起反工作组浪潮”中江青的“原话”。“另外还有一个叫郝斌的，是教师、党支部书记，他也算是一个积极分子。本来在广西搞四清，后来不知怎么到顺义来了。他坚决执行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实行反攻倒算。李讷不同意，跟他作斗争，他们就围攻李讷和另一位同志。李讷态度不太好，后来我叫李讷找郝斌去作自我批评。我说你态度不好，你检查自己。关于郝斌的，你一点也不要说。可是李讷去作自我批评时，他不见。我容忍了好几年了。这是阶级斗争，有人要腐蚀我们的子弟，阶级斗争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就是张承先。”

2013年3月20日

考了一张深水证，要连续踩水半分钟。我很久很久没有踩水了，居然沉下去要手脚并用。后来考官看我年近半百，差不多就放我过去了。但愿这是我平生最后一次考试。

之所以要考这么一张证，是因为浅水区人太多。很多初学者并不认真按规矩游泳，而在池里嬉闹，有些干脆在中间站着。这与国内高速公路上行车有的一比，许多新手并不知道自己车技有多差，在超车道上慢悠悠地开着车，当然右边行车道的车开的也不快，超车的人于是只好左右穿插。

2013年3月18日

德国的教育部长因涉嫌博士论文剽窃辞职， 此前，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因涉嫌论文剽窃辞职。国内这么多部长们也都有博士学位，也能经得起用放大镜来检验？我建议到了部长这个级别的人就不要亮自己的博士文凭了，也不要到工程院谋求院士这类风雅的事了。

刘源说钓鱼岛之争是面子问题，应让老百姓知道战争残酷。我认为高级将领说这样的话很不妥当，但愿是记者断章取义。

2013年3月16日

大家认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这个名称太长了，于是改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我觉得还可以缩为“国家新版广电总局”或“国家新广电总局”。

2013年3月14日

辽宁社科院研究员张思宁批内地房产避税“离婚潮”：突破道德底线。我可以提供一个反面的例子，不知这位研究员如何认为。在八九十年代住房分配的年代，僧多粥少，因此结婚者优先分房，当时很多人劝说对方与己结婚的理由就是可以分房。当时国家号召晚婚晚育，分房时却另行一套，说明政策制定者没有协调好各种利益，或者说在这些政策制定者看来，婚姻是第二位的，低于现实利益。至于这位研究员，倒应该去读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家庭本来就是私有制的产物，保护家庭本来就是保护私有制，不必把婚姻说的这么神圣。

2013年3月13日

南京大学校长批评现在"对大学的评价主要以科研成果为主","这种风气导致大学重科研轻教学、老师重论文轻育人"。这真是"贵人多忘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实始作俑者正是南京大学，大约15年前，南京大学拼命推行SCI，终于南大的SCI论文数雄踞国内高校之首，而且要把这事捅到中央电视台，每年岁末年初报道一番，几次三番之后北大校长的脸面就挂不住了，于是也给写SCI论文的老师发奖金，重金之下，北大老师的这点潜能就被焕发出来了，于是次年年初，北大取代南大登上SCI冠军。不过好景不长，清华浙大很快后来居上。在这种评比之风裹挟下，中科院也改变了发展路径。本来嘛他们要瘦身，走精兵之路，为此还让很多老人下岗，精兵精品敌不过SCI数数，于是他们的队伍又胖大起来。

2013年3月4日

偶尔在电视里看见《沙家浜》片段，勾起了儿时记忆。七十年代为了更好宣传毛泽东思想，广播线拉到了每家每户，有点像现在的“村村通”工程。每家只需花极其低廉的价格买一个非常简单的喇叭就可以收听广播了（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有个四喇叭的收音机就要招摇过市）。电台只有一个，我们只有听与不听的选择。周末（那时候只有星期天是周末）上午通常要完整播放一个革命现代京剧，我们赖床不起就听京戏。总共就那么几个样板戏，翻来覆去。所以那时候人人都能唱几句京戏，朗诵几句台词。后来文革被否定，这几个样板戏也就消失了，沉睡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脑海深处。

平心而论，文革期间推行的样板戏确是“十年磨一剑”的精品，调动了全国最强的创作力量，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譬如《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前面有大段的用西洋乐器伴奏的交响化引子。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样板戏强调“高大全”，削弱了正面人物的个性。反面角色的性格反而更鲜明，有些当时不能讲的话借反面角色之口说出，因此反派角色有时更招人喜欢。《沙家浜》中的“智斗”就很受欢迎。小时候看戏爱看武打动作，譬如《沙家浜》结束时那几个士兵翻筋斗过院墙，小屁孩们看得如痴如醉；现如今再看，演员一招一式，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无不体现京戏博大内涵和名角深厚功力。和现在八卦一样，女主角名闻天下，招蜂引蝶，传说垂涎者就有西哈努克和王洪文。

纵观样板戏创作过程，北京上海平分秋色。北京搞了《红色娘子军》，上海推出《白毛女》；北京出了《红灯记》《沙家浜》，上海有《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有些作品是在京沪间辗转产生的，譬如北京京剧院《沙家浜》源于沪剧《芦荡火种》，上海京剧院的《海港》移植于淮剧《海港的早晨》。这是因为解放初期有大批文艺名流不愿北上京城，云集沪上，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号称全国的半壁江山，如今上海早已失去了在文化事业上与北京分庭抗礼的力量。

2013年2月28日

两周前乘动车过钱塘江大桥，才注意到那铁路是单轨，不能双向对开，上层公路则可容两辆汽车并行。想想也对，这是我国第一座铁路公路桥，建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2013年2月25日

正月里在家乡遇见很多老同学，问在做什么，多数人答曰“嬉嬉呐”。最后一个字是语气助词，“嬉嬉”则是“玩耍，无所事事”的意思，例如韩愈的《进学解》开篇就是“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老同学的回答有多重含义，许多女同学年届五十，的确退休了，或临近
退休在单位里已经退居二线；也有人事业有成，钱途无忧，个人企业由他人打理，睡到自然醒；还有一种可能是由于失业而不得不游手好闲。

2013年2月21日

2月14日应邀去江心屿植树，得以瞻仰文天祥祠。南宋皇帝败退期间曾在此小岛逗留（称为驻跸），文天祥寻踪而来，其时皇帝已经离开，文天祥受命组织抵抗，也在此岛住了个把月，后人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在此修一祠堂。我小时候就听说过，但没有什么感觉。现在能联系起来，也有条件联系起来。

2013年2月18日

五十年代的人才计划，这是春节陪家父聊天听来的真事。家父同事乔先生是上海人，我上大学那阵子他已光荣退休，回归故里，所以我还到过位于北京西路的他家蹭饭吃。五十年代家父所在的造纸厂要搞新产品，了解到上海有懂行的人，只是那人曾在国民政府任职，正被人民政府监督使用。于是地方国营造纸厂申请到了监督使用权，乔先生从上海辞家南下。乔先生的职称是技师，月工资82元，独用一间宿舍。当时的一级教授工资360元，而一般干部群众的工资只有30多元，住宿条件和大学生宿舍差不多。不过乔先生的那点知识也不多，也就是某种溶剂的配方，很快为工人阶级所掌握。所以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他自然是批斗对象，开会时要站在台上挨批判。其实工人兄弟与他并无深仇大恨，散会后彼此又嘻嘻哈哈混在一起。现在大家都讲钱，所以我特意追问乔先生的工资有无变动。家父说他的工资一直都是80多，拿着全厂最高工资，被派去干扫地之类的杂活，政治上、人格上遭羞辱。家父原来是会计，这些工资信息是不会错的。

2013年2月7日

去年今日王副市长去了一趟美国领馆，重庆官方说是度假式疗养，把全国人民当傻瓜。其实全国人民，至少是北京市民，都在看重庆连续剧，都在分析剧情。

2013年1月22日

现在时兴在大楼前置一巨石。校园新楼多了,石头也多了起来。例如法学院门口立一巨石,自诩为法柱。理教门前巨石上写着一个大大的“诚”字，是诫勉考生还是揶揄世风？其实一些有品位的石头，静静躺在校园里，更值得鉴赏。下图从左到右依次是，

硅化木（产于辽宁义县，生长于一亿两千万年前，树龄在千年以上，位于理科三号楼（新地学楼）前。），

磁铁石英岩（中国最古老的岩石，产自辽宁鞍山，位于理科三号楼（新地学楼）前。）

南极石（采自南纬76度22’24”，东经76度22’40”,2005年3月由雪龙号运到上海，位于一教北侧。）

三峡石(采掘于长江江底，三峡工程蓄水前夕，位于二教西侧。)

2013年1月1日

论燕园建筑

兼评《藏山蕴海--北大建筑与园林》

北大本部校区称为燕园，其发展大致经历三个建设高潮：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燕京大学创建阶段，位于校园北部；1952年北大从城内迁来，开辟了校园南部，确定了校园的范围和格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高楼在校园东部崛起。三个时期的建筑风格明显不同，体量逐步增大。与此相对应的三个时期建成的校门：西门、南门和东门。我于1991年到北大参加工作，记住了九十年代初的校园格局，目睹了新时期校园建设的快速发展。

（一）

燕京大学的建筑包括办公楼(贝公楼)、外文楼、化学北楼、化学南楼、档案馆(图书馆)、民主楼、南阁(麦风阁)、北阁(甘德阁)、俄文楼(适楼)、临湖轩、德斋、才斋、均斋、备斋、一院、二院、四院、五院、健斋、体斋、一体、二体、西校门、博雅塔、钟亭、方楼等。同期建设的还有燕南园和燕东园。

从这个时期的建筑可以看出一所大学的基本要素。美国加州大学在伯克利初创时其校长曾说，办大学首先盖宿舍，让年轻人住在一起，如果还有余钱，就建一个图书馆。值得说明的是，临湖轩是燕京大学校长官邸，这一安排秉承了西方大学校长住校的传统。(准确地讲，燕京大学后来按照中国政府规定改由华人任校长，司徒雷登的头衔是燕京大学校务长，但实际上仍掌管学校。)

燕京时期的建筑现已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前人之述备矣”。校园内还有一些年代更久远的建筑，如慈济寺山门、校景亭、治贝子园、火神庙等，多被现代建筑分割包围，已不复昔日风貌。

（二）

1952年北大从城内迁来，在燕园大兴土木，校园面积和建筑面积成倍扩大。这个时期建成的楼房包括第一教学楼、第二教学楼、哲学楼、生物楼、文史楼、地学楼、（老）化学楼、物理楼、力学大院、大讲堂、学一食堂、学二食堂（康博斯）、学三食堂、宿舍楼16-43、朗润园教师公寓8-13、校医院、附中、附小、北招待所、南校门。考虑到日后频繁使用，当时的北大副校长汤用彤先生建议改“中官村”为“中关村”。

这个时期的建筑反映了当时的办学雄心，一教附楼和哲学楼附楼的大教室、还有现已拆除的二教，记录了五十年代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从新南门到燕京大学老校区，所有楼房的屋顶都是斜屋顶，墙体均为青砖，与静园建筑一致。(Note added on 2013/2/7, 虽然都是大屋顶，一教和哲学楼是庑殿顶，生物楼、文史楼、地学楼、（老）化学楼是歇山顶，而学生宿舍是硬山顶，见下面左图，尊卑主次，泾渭分明。反观Murphy设计的老燕京，办公楼是主楼，用的是歇山顶，而旁边的外文楼、化学北楼、化学南楼等却用庑殿顶，没有遵守中国的礼制。)离开这条主干道的楼房，屋顶都是平的，学生宿舍的外表还是青砖墙，而物理楼和朗润园则有所不同。由一教、哲学楼、生物楼、文史楼、地学楼、化学楼所确定的中轴线，正对着今日成府路，乃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规划。

六十年代学校还在昌平十三陵附近开辟新校区，有一个雄伟的计划，要盖一批新楼，从空中俯瞰恰似北京大学四个字，至今只完成了北字的一半。

（三）

据说尼克松访华期间其夫人要到北大参观，所以北大在三角地突击盖一幢平房，一半是百货店一半是书店，这应是文革期间第一个建成的楼房。百货店现已拆除，成为一片空地，那个钟表修理铺也关门歇业，而新华书店则奄奄一息。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七八十年代这里摩肩接踵、人头攒动的盛况。七十年代的最大建筑当数图书馆，文革期间能有这样大手笔，真是奇迹。笔者曾于1979年到过这里，感觉如同到了宫殿一般。七十年代的另一建设项目就是蔚秀园和燕东园教工宿舍区。

八十年代建成的楼房有第三教学楼、第四教学楼、电化教学楼、遥感楼、新的化学楼、学生宿舍45-48楼、勺园的1-5号楼、学四食堂（燕南美食）、学五食堂、二附中（现北达资源中学）、赛克勒博物馆、周边的教工宿舍区。九十年代初，学校在东边建了出版社大楼、重离子研究所，在校内建了勺园6,7,8,9号楼、医院的住院部，以及燕北园教工宿舍区。宿舍楼的编号可以看出建筑的先后次序。

宿舍是教工的最大福利，分房要论资排辈。人们可以从教授的住处得知其提职时间和学术地位，首先是燕南园，其次是朗润园和燕东园，后面依次是中关园、畅春园、承泽园、燕北园。这个次序在蓝旗营小区建成之前是相当准确的。燕南园里住的都是国宝级学者，朗润园里住的也都是院士这个层次，例如越老越吃香的季羡林就住在朗润园。后来一年一个院士头衔的王选住在承泽园，表明人们很迟才认识到他的成就。文革前曾有青年学者说要“奋斗二十年，走进燕南园”而挨批。燕南园、燕东园的别墅是独门独户的，朗润园里有四居室，后面盖的公寓最好也就是三居室。曾在承泽园盖了几幢小楼，是四室二厅二卫的，据说是为校领导准备的，后来怕影响不好，就把四居室一分为二，改为博士后公寓。

这个时期的楼房全都是平顶的，四周也不再是青砖墙，譬如勺园、教工宿舍都用红砖。内部布局以简便实用为原则。

（四）

北大的建设脚步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但从理科楼群的建设来看，中间确有一段低谷。九十年代初法学楼、地学楼、光华楼相继落成，1998年百年校庆，随着985计划的启动，校内又开始了新一轮建设：百周年纪念堂、图书馆新馆、理科楼群，周边有太平洋大厦，资源宾馆，校外则有蓝旗营教工宿舍。

进入新世纪，校园建设一刻不停，楼房越盖越多，越盖越大。学校东部沿中关村大街从南到北建起了资源大厦、邱德拔体育馆、中关新园、方正大厦、新化学南楼，生命学院、经济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微电子所、外语学院、校医院各建一幢大楼，法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各建了两幢，附小也盖了新大楼，最北端是北大科技园，主要是五星级的博雅酒店。在西边则建起了畅春新园研究生宿舍区和畅春园食堂。在校内，除了新建的国际关系学院大楼、考古学院大楼、文科楼群和校史馆，其他都是翻建，如北边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校园南部的第二教学楼、教育学院大楼、农园餐厅，以及大批学生宿舍楼。

这个时期的建筑风格多样，与前期明显不同，屋顶多为斜坡，有点与以前大屋顶相呼应的意思。墙体表面玻璃所占比例增大了，内部布局把使用方便和舒适考虑进去了，这一点在二教和新理教尤为突出。这个时期的房屋大都建有地下室，有些开放，如停车场、商场、健身房，有些暂时闲置，还有些不对外开放，如粮库，显得神秘。燕京大学的一些建筑也有地下室。

（五）

不破不立，有建就有拆。原先是拆平房盖楼房，新时期的建筑往往是拆旧楼盖新楼，拆矮楼盖高楼。为建百周年纪念堂拆掉了原来的大讲堂和学三食堂，为建理科楼群而拆掉了原来的二教，为建奥运乒乓球馆拆掉了原来的游泳池。农园食堂的原址有一个学生食堂、一个教工食堂、还有一个可以付现金的小饭馆，其中之一叫农园。原先的北招改建为科维理天文研究所，原先的学生宿舍也分批改建，把四层楼改为六层，靠近南门学生宿舍正逐步改为办公楼，如教育学院。

有些被拆的楼房寿命并不长，譬如为建新二教拆了原来四教的大部分，原先的总务楼改为学生宿舍45甲，原来医院住院部改为科研综合楼。甚至新盖的楼房都要拆了重来，理教就在2011年暑假用两三个月时间突击改造；建在力学大院里的大烟囱原来是为集中供暖而修的，因为北京市要推行“煤改气”而早早寿终正寝。

但原先计划拆除的文史楼和地学楼，却至今巍然不动。听老教师讲，当年盖这两幢楼的时候，就说是临时建筑，准备只用十年，所以九十年代初，这两幢楼的装饰明显要比临近的生物楼、化学楼显得简单，屋顶没有走兽，而是站立的鸟。为了在新图书馆前面再造一个草坪，关肇邺的设计方案再次明确要拆除文史楼和地学楼，至今又已过去十多年。

在拆除旧房过程中最有争议的是九十年代“推倒南墙”，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急于把学校推向社会，而一些老教师认为此举破坏了学校的安宁。南墙终于倒了，过了几年，又重修了西段南墙，但不再是那富有特色的虎皮墙。

随着这些建筑的拆除，一些历史记忆也被随之抹去，对此解放后入学的校友颇有微词。过去大会很多，都在大讲堂举行，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就贴在了大讲堂的东侧。北招则是梁效的窝点。邓朴方是从38楼跳下致残的，文革期间留校学生隔着宿舍楼打仗。前些时候三角地的布告栏也被撤除了。

我曾在西校门外畅春园和蔚秀园之间的夹道口见过一个界碑，写着“畅春园东北界”，整修马路时被移走了。据侯仁之先生的《燕园史话》，那条夹道可是当年京城通往颐和园的御道。畅春园食堂建成时，夹道也消失了。

（六）

前些时候偶得《燕园草木》一书，翻阅时联想到燕园建筑，应有一本类似书籍。为此搜索一番，读到了《藏山蕴海--北大建筑与园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由于主编方拥先生于“2001年奉调入京”，他的学生到校的时间就更晚了，对校园沿革缺乏足够的感性认识。因此该书谋篇布局严重失衡，厚古薄今。作者愿意花八页篇幅谈校园生态，花16页篇幅谈燕园小品，而只用四页篇幅(P122-125)把1952年以后到本世纪初大约半个世纪的校园发展一笔带过。

其次，该书取名不当。要论北大建筑，首先要搞清楚北大的版图。跨越百年的北大，其范围不容易说的清楚。且不论北大医学部及其附属医院，也不管远在深圳的北大深圳研究生院，还有一些挂着北大名字的科技园，就是校本部也有几块飞地，如昌平200号、圆明园校区、燕北园教师公寓、万柳学生公寓以及拟建的肖家河小区等。最有名的北大建筑当数位于沙滩的北大红楼，1952年之后就不属于北大了，但仍称北大红楼，北大仍在谋求失而复得。而燕园的范围是明确的，如果以前是指燕京大学的校园，现在则由燕园街道或燕园派出所的辖区所确定，其建筑可由地理范围界定。该书虽然也提到了北医和深圳研究生院，但全书的99.9%在谈燕园建筑。

应“编者恳请读者不吝指出”，现就该书一些具体表述，与方拥先生切磋如下。

P104 “它们就是分别称为‘德、才、均、备、体、健、全’的七斋”。古人取名颇费思量，德才均备是一个含义美好的词组，而七个字放在一起就不伦不类了。据1952年入学的老教师讲，现在的德斋当年叫才斋，而现在的才斋过去叫德斋，即才德均备。即便在文革期间人们也只把德才均备改称红一楼、红二楼、红三楼、红四楼，可见这四个楼房是一整体。全斋是一层庭园，风格与其他六个楼房明显不同。殷鉴不远，燕京大学的情况还是很容易弄清楚的。侯仁之先生的《燕园史话》P151图五标明了1952年时燕京大学的楼房，其中并无全斋。在1952年并入北大之前，全斋属于镜春园，很可能被燕京大学租来用于教师住宅。最近全斋被推倒重建，搞成一个假古董。这也简接说明全斋不是燕京大学的，因为燕京大学建筑现已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不能这么翻建。

P123 “为了加强与城区的联系，学校新建了南门和东门”。燕京大学原来有一东门，通向燕东园，至今仍在用，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都叫东门。为了方便人们到中关园和物理楼，五十年代在原二教附近开辟一门，叫东南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南门是师生进出学校的主要大门，直到四环建成、门前道路改为单向之前，从这里进城最便捷。在文革期间西门有“封资修”的嫌疑，被刻意淡化。如果说1932年侯仁之先生从西门初到燕大时印象非常深，那么如今更多北大新生是从南门第一次走进燕园，多年后也一定会记得五四路上方那茂密的树叶。非常可惜全书没有一张南门的照片。

P125 “眺望了西方3 0年的校园终于回头，开始凝视东方。主校口位于校园东部”。据老教师讲，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北大是曾打算建一个东门取代西门作为主门，目的不是为了凝视东方，而是伟大领袖的名字中有个东字。但北大人做事历来“醒的早起得晚”，直到伟人离世，也没有付诸实施。2000年理科楼群建成时，东门建设又提上议程，考虑在现在东南门的位置建主门，入校的主干道就通过理科二号楼门前，经过现在的二教，理科一号楼，直达电教。但这一方案并没有实施，仅开一门用于车辆出入。又把原来的东南门东移至现在的位置，称呼也悄然变为东门。后来中关村北大街打通了，成府路拓宽了，才面对成府路规划建一个正式校门，设计了几套方案，做了模型在图书馆展示。但直到今天我们只有几个简朴的东门凑合着用。

P146 “西南联大的出现，维系了一个民族的命脉和希望，也提醒了一段去国离乡的民族耻辱”。作者也太高抬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成就非凡，但还不至于到“一个民族的命脉和希望”的高度，即便就是国内学术的命脉和希望，也有过誉之嫌。至于去国离乡，也是言过其实，抗日战争最糟糕时，中国也没有亡国，西南联大也没有去国。

P146 “冯友兰撰文，闻一多、唐兰篆刻，罗庸、刘晋年书丹，被称为“三绝碑”。三绝却有五个名字，原来西南联大纪念碑有正反两面，正面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是谓三绝。碑后则刻录抗战以来从军学生名单，由联大校志委员会纂列，唐兰篆额，刘晋年书丹。作者把正反面混为一谈，不仅忽略了联大校志委员会，而且把篆额误写为篆刻。一字之差，水平立现。北大校园内的纪念碑近在咫尺，网上信息也唾手可得，作者的疏忽是不应允许的。

P168 　“1975年落成的图书馆旧馆坐北朝南”，P170图5.25称南门为老馆正门，都是大错特错的。如果作者有较长校园生活经验，或认真查看图纸（同页图5.20），都能知道旧馆坐西朝东。旧馆的正门位于新老两馆中间连接处，南门只是方便学生出入的便门。

P176 “近年来，北大修建了一批大型建筑，有理科楼群，如理科一号楼、理科二号楼，逸夫一楼（法学楼）、二楼（新地学楼），农园食堂，新生命科学大楼”。理科楼群共有五幢大楼，是同时设计、分批建造的，甚至内部房间编号也是统一的。据说邵逸夫先生捐了钱，所以请广东的设计院设计。现在来看，广东设计师不谙北京情况，过多的露台在北方有害无用。当时通货膨胀比较厉害，盖完新地学楼（理科三号楼）和法学楼（理科五号楼）就没钱了。直到985项目启动，学校才续建理科楼群，理科一号楼、二号楼、交流中心和理教于2000年交付使用，至于金光生命科学大楼（理科四号楼）就更晚了。2008奥运会前，改造了法学楼外立面。2011年夏天理教做了很大改造。

P187 “当我们走近乒乓球馆时，远远就能望见顶部巨大的球体和流线形的屋脊”。除非站在高处，在地面上恐怕是看不到巨大的球体和流线形的屋脊。笔者尝试在几个不同角度均未成功，虽能看见屋脊，但无从判断流线型。流线形实为流线型之误。从空中看，屋脊像是两条螺旋展线，与流线型相去甚远。

P107 “并以高墙围护。到80年代末才砍去果树”。我很怀疑果园需有高墙围护。至少在九十年代初，是没有的。高墙，总要高过人的视线吧，这样从静园六个院落出来就看到一堵墙。我见过果树，所以砍树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原先图书馆东面是个大草坪，许多毕业合影都在那里拍的，背景是远处的博雅塔。当时学生摆酷，就抱一把吉他在那里弹唱。新馆就建在这草坪之上，设计者答应在新馆前面再造一个大草坪。作为周转，学校把静园的果树都砍了，辟为草坪。

P147 这里花了半页篇幅介绍斯诺，却没有提到两个关键词，斯诺曾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到陕甘宁边区采访，写出《西行漫记》。斯诺有没有到过前线采访，未曾可知，但当时的延安很难说是前线。

P177 “2005年五四运动八十五周年”，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这里要么是2004年要么是八十六周年。

P33 图1.20 那张照片的角度很有问题，把沙滩红楼当成背景，简直是买椟还珠。P53 图2.16照片用光很差，找个上午时间补拍一张并非难事。P147的三张照片用光也很差。

P138 “燕大迁来后”应是北大迁来后。

P60 “费劲心机”应是“费尽心机”

P148 蔡元培、李大钊像是77、78级大学生毕业时给母校的礼物，我认为这是最有创意的礼物。以前大学生毕业离校时往往集资给母校添砖加瓦以为纪念。

P39 图1.28 的解说提到办公楼礼堂的演讲，但以更大篇幅在说表演。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办公楼礼堂的名人演讲才是亮点，包括不久前北大女生责问克林顿，也在这里发生。

P123 “‘中苏结合’风格”，“四层平顶的苏式建筑”。这里的苏是指苏联。所谓苏联风格，应当是苏联独有或者首创的。五十年代中苏友好，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苏俄风格的建筑，譬如北京展览馆和军事博物馆。北大建设新校园时或有苏联专家的帮助，未曾可知。但四层平顶的学生宿舍是简朴实用的时代特征，而非苏式。北方多雪，要考虑避免积雪，平屋顶不利积雪脱落。我很怀疑苏联的学生宿舍是平顶的。

P102 “捐资将（临风待月）楼修缮一新”。此言缪矣。据侯仁之《燕园史话》P54, 临风待月楼已经废毁，因此才就其遗址兴建起临湖轩。楼和轩的含义也很不同。

P123 “入口林荫道两侧是男生宿舍，…… 西边是女生宿舍”。学生住宿安排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林荫道两侧的16-27楼曾是青年教师宿舍和研究生宿舍，都是男女生分层而居，现在则多改为科研办公用房。在16号楼之前学校还曾修建过15幢低矮的简易楼房，譬如十三斋。

P150 该书专辟章节讨论塑像。如果说室外雕塑尚能成为园林景观的一部分，室内铜像无论如何也算不进去，所以图书馆群像就离开本书主题。至于室外雕塑，北大校内最大塑像是曾经有过的毛主席像。文革期间所有高校都有毛主席像，北大有两座，一在图书馆东面草坪，另一个在办公楼门前，原来的基座改为今日的花坛。图书馆里的青年毛泽东铜像，只是后来一种弥补。如果说已经拆除的东西不在记述范围之内，则篓兜桥就更可免谈。

P146 “校园内还有另外一些墓和纪念碑”。位于一教东侧草地的“振兴中华”石碑，记录了八十年代大学生的激情燃烧，现在还能在网上找到相关记述。能与之媲美的壮举就是1984年国庆游行时学生打出“小平你好”横幅。

P40 “燕京大学的风水塔，在北大的东南又继续增建了太平洋大厦”，P125“最终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巽塔”。P104“取‘水北为阳’之意”。我觉得这太穿凿附会，想象多于考据。如果这是设计者的本意，或是当局者的决策，当以书面表述为准。要论巽塔，立在力学大院的烟囱位近东南形似高塔，却无关风水。我敢说，在建设太平洋大厦时校领导即便有此心也没有此胆。P172“遥望东南”也属附会，这样的设计是形格势禁所致。墨菲当年可以看到玉泉山塔，中关村北大街刚开通时博雅塔也的确鹤立鸡群，而如今向任何方向看都是高楼阻隔。

P70 燕园植物分布图出现在《燕园草木》中倒是很有必要。

P131 相对于校友桥而言，西门(校友门)更重要，全书却无介绍，仅有两张照片。

P135 “鹊桥”一说很值得怀疑，因为该桥位置靠近德才均备四斋，到静园去还隔着一段阴森小径，男女青年就此分别似乎不符合绅士作风。该书作者以今日校园生活为模板去描写昔日学生行为，有“穿越时空”的感觉。虽是八卦花絮，也不可胡编乱造，应以当事人的回忆录为据。

P132“思卿、忆君桥”。恕我孤陋寡闻，在北大工作生活二十余年，从未曾听说过此名称。这涉及到谁应当负责命名并公布。事实上，与建设新楼的成绩相比，北大楼房建筑的命名非常落后。以至于校园内有五幢大楼的名字与化学有关，四个东门也只有约定俗成的叫法，学校并没有一个官方的命名。在未名湖畔践行着不命名的传统，校内主路直到近年才被命名为五四路。这在人员流动相对较少的年代并无大碍，现如今燕园内游人如织，访客如云，我常被游客问倒。指责他人总是容易的，数学学院于2000年迁入理科楼时老师们也曾兴致勃勃计划给几间公共用房命名，时间过去十二年，我们仍然只有房间编号。

前言第三页，“常年终日投下浓郁的阴影”，笔者每日穿行于二体和静园之间，并没有感受到浓郁的阴影。二体位于静园南侧，我以为并无不妥。北京四合院的南厢也可以有房屋。

（七）

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然而校园建筑就像树木年轮一样，记录下学校的发展轨迹和节奏，也反映一个大学的结构和重点。我期待着《燕园建筑》尽快面世。想象中这是一本精美画册，每页一幅优美图片，注明楼房的名称/原名/曾用名、建设年代/历次修缮、建筑面积/平面图、设计者/建设单位/出资人、使用情况以及发生在这个楼房里的大事趣闻。写下来的内容都应当有据可查，而不是传说。一些已经拆除的老建筑也应当得到体现。画册应附地图索引，可按建设年代分为上中下三篇，也可按照使用功能分为四部分：

A公共用房

办公楼及礼堂，图书馆及旧馆，档案馆，博物馆，校史馆

百周年纪念堂，大讲堂，英杰交流中心

一教、二教，老二教，三教、四教（原貌），电教，理教，

一体、二体、邱德拔体育馆/老游泳池、五四体育馆及体育场、人工岩壁，

B 科研用房

外文楼，俄文楼，化学南楼，化学北楼，民主楼，方楼

物理楼，老化学楼，生物楼，老地学楼，文史楼，哲学楼，力学大院

遥感楼，化学楼，化学南楼，理科1-5楼，教育学院，

考古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人文大楼，科维理

经济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微电子所、外语学院、法学院两幢、光华三幢、国际关系学院

C 生活用房

临湖轩，燕南园/燕东园别墅、健斋/体斋，德才均备，静园六院，

学生宿舍16-43，44，45-48，45甲乙，畅春新园，畅春园（万柳公寓）。

朗润园，蔚秀园，中关园，畅春园，承泽园，（燕北园，蓝旗营，肖家河）

勺园，北招，中关新园

学一、学二、学三、学四、学五、员一、员二、艺园，家园，农园、佟园、畅春园。

D 辅助设施

西门，南门，拟建的东门，虎皮墙

校医院，出版社，附中，北达，附小，燕东园幼儿园，蔚秀园幼儿园

方正大厦，太平洋，资源宾馆，资源东/西楼，资源大厦，博雅酒店/北大科技园

博实/物美，老百货、新华书店，邮局，银行，电话室，浴室

博雅塔，石舫/未名湖，斯诺墓，慈济寺山门，湖心亭

校景亭，钟亭，北阁/南阁，治贝子府，勺海长廊，西门石桥，

附：与欧美大学的比较。

与剑桥大学相比，剑桥大学学生住校，各个学院就是不同的住宿区，C部分的建筑比北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各个学院还有很多古迹，譬如教堂、牛顿的苹果树（假的），引来游客无数。但学校没有教工宿舍和D部分的建筑，说明北大承担了许多社会功能。

与加州大学相比，B部分本是北大的弱项，现在差距已缩小。加州大学师生食宿早已社会化，校内只有校长官邸和规模很小的客栈，周边I-House是为外国留学生服务的，远离校园有一个UC Village，是为已婚学生而设的。学校周边有许多小饭馆都是私人开办的，但那里有停车场和停车楼，国内目前还没有。加州大学几乎没有D部分的建筑，特别是没有围墙。校门在那里只是路边的岗亭，方便汽车进校时问路或缴费，在校内有一个礼仪性的建筑，像是清华校内的二校门。校内有一座高耸的钟楼，每天演奏一次乐曲，散发着文化气息。

2012年12月29日

2012年12月2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泰州中国医药城亲切接见回国创业的留学生。

2012年12月24日

使中国音乐化？ 可是中央电视台的音乐频道现在办的很烂，一打开电视总是歌手在唱歌，几乎看不到器乐演奏的节目。唱歌也都是一些流行歌曲，可能有助于提高收视率，但无助于提高全民素质。为什么不播些交响曲，歌剧，合唱等有点品位的作品呢？我发现国人并不擅长、喜欢纯器乐的作品。国内原创的交响乐作品并不多，能被普罗大众接受的作品就更少了，大概用手指头都能数的过来。钢琴协奏曲《黄河》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算是最成功的，前者有《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在提示，后者所描述的故事也已家喻户晓，甚至一些旋律直接来自越剧唱腔。

2012年12月16日

被领导抓差参加校长实名推荐学生的考核，学生拿到考题准备回答时我们这些考官也才读题讨论打分标准。下午的题目明显感觉要比上午的考题难，大家觉得用分析办法肯定繁琐，第二部分更加无望。不曾想这些学生非常娴熟，第一部分用分析办法愣是解答出来了，因为他们记得椭圆法线的公式。至于第二部分，他们大都改用几何方法一句话就破解了我们认定的难题。就数学知识而言他们的确很棒。每人考试时间15分钟，时间未到我们就拉杂问问他们上大学想学什么。这时候的答案就不那么让人欢喜了，答案高度趋同，都说要学经济管理，但没有人能够分清经济与管理的差异。当然这并不怪小孩们，大人们没有把事情办好。

2012/12/3

讨论教育的时候，人们倾向于认为国内研究生教育不如美国，大学本科还可以；或者说国内高校不如人家，基础教育还不错。这样的断言都不够准确，国内教育与国外教育（以美国为例）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选取某个阶段或者某个指标都有可能误导视听。就拿小学来说，现在北京一个班级四十多学生。比起我念书那阵子一个班60多学生而言，这已有不小进步。然而美国小学一个班级20人，我们的教学条件也就相形见绌了。国内说咱们学生书包沉，殊不知美国小孩书包更沉，只是他们的书都放在学校，不用拿回家。美国小孩的阅读训练，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比我们强。我们的高考如此强势，以至于学生从小学到高中一切努力都围绕这个指挥棒，应试能力提高了，其他功能都可能退化了，譬如当众提问的胆量。到了大学再搞什么“小班教学”，效果要打折扣。

2012/11/29 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悼念我的同龄人罗阳

2012年11月27日

10月26日下午在南开大学举行的Microsoft Research Asia Faculty Summit 2012的圆桌讨论会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说交通大学的名字来自《易经》上的“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则其志同”。他在其他场合也有类似的表述。这是非常美丽的牵强附会，却罔顾事实，抹杀历史。事实非常简单，交通大学因民国政府改组南洋大学改由交通部管理而得名。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复旦大学。复旦大学也从古书中找到了解释，然而我在学校念书时听到的解释是“复旦”取“恢复震旦”之意，。

2012年11月20日

二十年前，党的第十四届代表大会闭幕那天，我正从北师大骑自行车回北大，通过路口时要等红绿灯，这时有位陌生人过来塞给我一份当天报纸的号外。这样的情景不可能再现了，人们要看新闻，就看电脑和手机好了。

2012年11月9日

现在是物欲横流的年代，那么文革就是非常清平苦寒的年代。那时候虽然填不饱肚子，脑子却没有闲着，大家普遍都要学理论，而且不限于通俗易懂的毛主席著作。所以我在初中里就学过“资产阶级法权”这么一个概念。现在社会的许多不平等，就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连老马都知道一时铲除不了的。一些人嚷嚷着要平等，要么无知要么无耻。参见《我花了十八年时间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

2012年11月8日

今天我与胡锦涛唱对台戏，他在人民大会堂做十八大报告，我在中科院晨兴中心做报告 http://www.amt.ac.cn/academic/workshop/sart2012/

2012年10月16日

这回的诺贝尔奖得主我认得，不是莫言，而是经济奖获得者Shapley,我在UCLA念书的时候他就是系里的老师，听说很厉害，当时也没有看出他有多牛。但因为是搞经济的，混在数学圈内不受待见，一个人在系里很孤独，没人跟他说话，也没有一个学生跟他学Game Theory,只有一位从外校来的visiting student在跟他写论文。

国人盼诺奖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然而面对莫言获奖，我却不怎么高兴的起来。外国评委恐怕还没有资格评议中国文学。莫言的小说如果再本土化一点，外国人就读不懂了；如果再洋化一点，在国内就不太有市场了。莫言的小说恰好平衡做的很好。

2012年9月28日

薄熙来被罢官，与我等升斗小民本无关联。不过我还是为我党英明决定而欢呼。因为这老兄在台上时一边教大家唱红歌一边送儿子到英美，我觉得不够言行一致。当然言行不一者大有人在，现在还有一位仁兄，一边手揣美国护照一边给大学生做爱国主义报告，就是一个两面派。

2012年9月17日

中国人总能包揽乒乓冠军，归根结底是咱们的群众基础好，全国打球的人多，总能选出几个好的。如果要问为什么此项运动群众基础好，原因有三，容国团首先拿了冠军，引起国人兴趣；乒乓球的运动量适合咱们体能；最重要的是，所需条件不算高，经济上允许普及开来。

2012年9月7日

校长可以鄙视想升官发财的学生么？孔先圣不是教导我们要“有教无类”么？如果要鄙视，请自己不要想着升官发财。

2012年8月12日

奥林匹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平比赛，参赛的选手条件大致相当。可是有些海外朋友或是一知半解或是故意搬弄是非，常常做一些似是而非的比较。譬如我国的航天员是坐本国的航天器上天，许多小国早已派宇航员搭乘美苏(俄)的航天器上去了，就不是一回事。红旗轿车原来是为国家领导人考虑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是首要考虑因素，甚至要考虑防弹，油耗就是次要的因素，有人硬要说红旗车太费油，愣是把红旗车淘汰了。现在有人居然要对餐桌有一番评议，认为国内餐桌讲究座席是陋习，国外自助餐随便坐很民主。这位先生大概没有在美国参加过上档次的活动，稍微正式一点的宴席也分主宾，也要排座席，有名字签，主人精心安排，让坐在一起的人有话可说。如果是家宴，长方形的餐桌两端分别是男女主人的位置，客人是万不可坐到那里去的。剑桥大学的学院还特意安排一些formal dinner来培训学生注意餐桌上的规矩。要说民主，中国的圆桌或八仙桌都是高度对称的，坐在任何一个位置都是一样的，倒是西方的长条形餐桌，座位可以明显不同。

2012年8月1日

复旦大学数学系78级同学最近搞了毕业三十周年的同学会。其中7位在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剑桥等校任终身教授。以我之见，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1959届和复旦大学数学系的1978级是新中国数学教育的两个成功范例。

2012年7月28日

人民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前些时候有人说铁道部的广告片花钱太多了，怀疑背后有猫腻。这不，一查果然有问题，而且问题还更大。从东窗事发到水落石出，前后不到一个月。

　

2012年7月14日

日本人的认真是出了名的，食堂里的饭分大碗小碗，工作人员装饭以后，拿秤去计量，真是辎铢必究。有位朋友告诉我，日本的火车是很准时的，如果你发现火车时间不对，更大可能是你自己的手表有问题。这次去日本，住在东京大学的招待所，只有一位工作人员打着领带端坐在办公桌前，见我们客人如约而至，第一件事居然是先起身穿上一件西服外套，再趋前应答。穿什么衣服去见人，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太马虎了，不把别人当回事，也不把自己当回事。

　

2012年7月11日

经过48年的等待和132.5亿美元的花费，人们终于找到了希格斯玻色子。低调淡定的希格斯很令浮躁的中国同行汗颜。纯粹的理论工作者应当是恬静的，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2012年6月28日

今日专程赴沪，参加谷超豪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他身旁献上一朵白花。这朵白花，与其他人敬献的白花一道，簇拥他走向天国。

我在复旦念书期间谷先生是数学系主任。由于同乡的缘故，我的中学老师魏忠先生是谷先生的同学。经魏老师介绍，我这位普通本科生得以认识系主任。不过，因为是私人关系，谷先生并不在系主任办公室接待我。但他在学校也没有别的地方，所以会面只能到他家，通常是在晚饭之后。一般一学期见一次面，大致也就说说如何选课，有一点像我现在担任的本科生指导教师的功效。谷先生是十分谨慎的，即使他知道老师们的特点，也不便在我这个毛头小孩面前评论同事们。有一门同样的课，春秋两学期都开设，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在春季选修这门课，他建议我秋天再学。他并没有直接说哪个老师课讲的更好，而说学完这门课正好赶上寒假里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这样不必再复习，这叫“毕其功于一役”。我不记得这是不是他的原话，但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成语是在这个时候。

我在后来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表现不错，而且那一年陈省身项目启动了，一下子多出了四个出国指标，所以我也在出国选拔名单中。陈省身项目的考官为我们每人指定了三所学校。谷先生不仅为我们几位写了推荐信， 而且通过他认识的人帮我们每人增加了两所申请的学校。现在出国留学，想怎么申请就怎么申请。但在八十年代初期，国门初开，大家对外面的世界全然不知。现在我想，大概是丘成桐先生访问复旦，谷先生问计于他，丘有一位师弟在洛杉矶任教，于是我的学籍就挂到了UCLA。与别的老师不同，他在为我们写推荐信之前， 要我们每人给他写一封信，内容只有一点，就是保证学成回国。这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于是一挥而就。现在我想，他大概预计到大批学生到了花花世界就不一定能hold住。即将出国的我意气风发，路遇谷先生，我说像陈省身项目这样不花钱到美国念书应当多多益善，谷先生并不以为然。临出国前谷先生曾与我有过一次时间稍长的单独谈话，他说如果能够抓住时机，博士毕业不久就能取得有影响的成果。可惜那时候和随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我并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深意。

我最终没有回到复旦，这一定很令谷先生感到失望。不过我回国见到谷先生时，他还是以长者的宽厚大度，使我不感到难堪。我的专业也远离了基础数学，但谷先生依然关心我的成长。当得知我当上了副院长，他首先肯定了做行政工作的积极一面，然后又非常委婉地指出青年人还是以科研为主。这一回我听懂了而且照办了，谢绝了几次可以“高升”的机会。2003年北大数院庆祝建院九十周年，谷先生应邀来京，我受学院指派，负责全程接待。这使我有机会近距离了解他。当时他年近八旬，我们曾想办法让迎接他的轿车开到月台上，最终没有办成，只能陪伴他高一脚低一脚，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走出北京站。所幸谷先生身体尚可，脑子十分清楚。席间一位同事斗胆问他工资情况，他说他这一辈子不曾愁钱。或许他年纪轻轻就当上教授，工资自然高，但更重要的还是他并不看重物质享受。每逢新年我总要给他和他夫人寄一张贺年片，随后总会收到他亲笔写的贺卡。同样一件事，四十岁的人来做和八十岁的人来做，困难程度是不同的。我真希望他不要给我回复。最近两三年他终于不再回复了，可这又意味着他的健康状况堪忧。

斯人已逝，贴一张照片以表敬意。这张照片摄于2003年世界温州人大会期间。

　

2012年6月27日

网上所说华罗庚给物理学家出的智力题，又称移棋相间法，很早以前就为文人消闲把玩。

2012年6月18日

有人认为北京大学与郑州大学的教学差别在于学术后盾不同。 虽受奉承，却不受用。北大老师的科研水平大概不如欧美名校的教师，照此逻辑，似乎就可以断言我们的教学也不如人家。教学好坏固然要看师资的科研水平，但这里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其他条件相同。在我看来，教学好坏还要看教师的责任心、学生的理解能力以及学校的支撑条件。我知道许多大牌教授其实并不教授本科生课程，或者他讲课不怎么用心。学生水平高，教学就可以步伐快一点内容深入一些,'Tis the good reader that makes the good book. Last but not least,后勤保障也至关重要。中国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刘长春大概是没有实力拿奥运奖牌的，但他的差距如此之大并不完全在于实力不济。教学和科研犹如演出和作曲，虽然学习作曲、能够作曲有利于对音乐作品的理解，但国内乐团和柏林爱乐乐团的差别并不在此。美国有一类称为学院的私立高校，完全致力于本科教学，教师几乎不做科研，但他们的教学水准是与常青藤看齐的，这些学院毕业的学生，在哈佛面前哈不逊色。真心希望国内不要搞这样毫无意义的排队比较，允许不具备条件的高校和教师不搞科研，而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教学和他们喜欢、擅长的方面。

2012年6月11日

有人提出在中国工作的科学家的阶级与阶层分析，与鄙人愚见雷同，特意将一孔之见从随想一栏移植于此。在我看来，美国教授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诺贝尔奖费尔茨奖等世界顶级奖项获得者；第二层，美国科学院(NAS)美国科学艺术学院(NAAS)院士；第三层，好学校的讲席教授(chair professor)或系主任；第四层；好学校的一般教授。国内教授也可以这么分类，只是没有第一层次的教授而已，其他三层大致对应中科院院士，杰青学者和普通教授。我们还必须承认，美国教授的水平要比国内教授的水平高一些，美国的普通教授（第四层）大概可以做我们的杰青教授，美国的讲席教授大概可以回来竞争当院士。不过，我们的眼界并不低，中科院外籍院士大致相当于美国第一层次的教授。

2012年6月4日

李亚鹏与王菲办了一所儿童医院，以他们的女儿名字命名。我由此想到了斯坦福大学。斯坦福是加州的地主、富翁，当过州长，他的独生子上大学之前在欧洲旅行时不幸染病死了。斯坦福就把留给儿子上大学用的钱捐给哈佛，竟然遭拒，不得已只好自己创办大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去斯坦福参观时我的同学告诉我，大学只用了斯坦福留下的土地的八分之一，其余租出去成就了今日的硅谷。

不知不觉中，开博已一年。

　

2012年5月30日

北方女子那英演唱江南小曲《太湖美》，一开口就把吴侬软语中的"太"（念ta）改用普通话来唱，于我而言简直是煮鹤焚琴。以前春晚上还能听到越剧等地方戏曲，如今一演戏曲总是京剧，总有位贼眉鼠眼的秃头在那里卖力演唱。只能说明管文艺的头没有全局观，把中央台变成北方台。中央台首先抛弃了南方观众，最终被南方观众无情抛弃。到南方走走看看，又有几个庶民在看中央台？

　

2012年5月11日

网上有传言，中科院要在上海新办一所高校取名上海科技大学。以前曾有上海科技大学，在嘉定县，1994年与上海工业大学合并成为上海大学。

中科院的另一所大学－－中科大－－原先是在北京的，1969年匆匆搬到合肥。通常认为这是因为林彪的一号令，官方的说法是根据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在搬迁之前中科大曾为建设实践基地找过一些地方，包括河南，据说河南不积极。七十年代末，从北京搬走的学校都想搬回来，但原先的校舍已被占用了，要逐步腾退逐步搬迁。人民大学的校园内住着部队，有一天战士和同学们打起来了。据说出了打架这档子事之后，搬校回京就都停下来了。已经搬回来的部分就称某某学校北京分部，后来慢慢脱离，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校。例如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原先叫中科大北京研究生部，现在英文称Graduate University)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因为搬迁而分家的例子还有很多。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效仿苏联莫斯科大学，莫大有力学数学系，北大设立数学力学系。七十年代力学部分搬到地处三线的陕西汉中，后来再搬回来，力学就和数学分开成了两个系。进入新世纪力学系和工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工学院。

交通大学本来要整体从上海搬到西安的。但因为两地生活水准差异极大，有些人找各种理由赖在上海，留在上海的这个尾巴后来慢慢又壮大起来，足以与西安的本部分庭抗礼，于是分为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谁都不能自称“交通大学”而省掉地名。由于这个历史事实，一般认为西安交大继承了老交大的正宗衣钵，交大的老校长就葬在西安。但上海交大仗着自己在老校址，又得上海地利发展较快，常常自称正宗。教育部在这一点上还算做的公允，凡是上海交大享有的好处，西安交大也都有份。

　

　

2012年4月16日

免费午餐和军长的命令。看到报道说免费午餐计划存在诸多问题，想起以前听说的一件事，或是真事或是杜撰。有位军长下基层检查工作，关心士兵伙食。当听说士兵每人每天都能吃到一个鸡蛋时，他下达了一个命令，水煮鸡蛋，让士兵自己剥壳。任何一位在中国生活的成年人，都能体会这简短命令背后的深意。（文革后期舅舅从海外回来探亲，得知大家生活都很艰苦，就主动表示要资助，使兄弟姐妹的家庭成员每人每天吃上一个鸡蛋。这个美好愿景最终没有落实，但我从此记住了一天一个鸡蛋的营养标准。）

　

2012年4月2日

因为繁华而光污染严重，北京夜空星光暗淡。终于得到一个自然的实例，说明事物都有两面性。

　

2012年3月24日

中南大学任命了一位22岁的教授级研究员，无形中贬低了该校全体教授的水准和形象，间接地贬低了全国教授（包括鄙人在内）的水准和形象。针对这样的大跃进，邓小平有过批评，他认为还是一步一个台阶上来好。1978年也是呼唤人才的年代，北京大学破格提拔了三位副教授(数学系的姜伯驹和张恭庆，中文系的裘锡圭)，中科院破格提拔了两位副研究员(杨乐和张广厚)。姜伯驹先生在1980年当选为学部委员（也就是今天的院士）时他的职称也只是副教授。

　

2012年3月14日

听闻纸质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停印有感。我一直希望自己成为一名知识渊博的学者，恰好大英百科全书的出版商（其时已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在搞促销，想象自己书架上摆放着一溜整齐的书一定蔚为壮观，很有面子。书价不菲，但我还出的起，伤脑筋的是如何把这一大堆书运回国。这时我弟弟发话了，他说将来这一大堆书只用一张光盘就够了，谁还翻书啊？这活说对了一半，现在谁也不翻书，但也不看光盘，大家上网查wikipedia. 新技术不断后浪推前浪，许多历史上曾经辉煌的东西（如柯达胶卷）终究无可奈何花落去。

　

2012年2月26日

最近有人撰文称主持人用拱手礼给长辈拜年不合规矩。说实话我看春晚并不认真，就是看见了也挑不出这毛病。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们这一代以及更年轻的海内华人已经不懂得这些繁文缛节了。

不过有人更无知，称自己的太太为“夫人”，回去查查词典吧。文革再破四旧，也没有摒弃中文的敬语。（日文更讲究了，日语里的敬语由尊敬语、自谦语、郑重语三大部分组成。）

还有人不仅无知更是无耻。最近有位美国院士为抬高一位三姓家奴，不惜引用了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看了如吃了苍蝇一样恶心。林则徐曾书此联赠左宗棠，林左两位以其一生作为，为此诗句做了最好的注解。现代社会，如果有人为求一己之利改变国籍，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就如同有人闹离婚再结婚一样，别人是不能多说什么的。如果你要像卡门那样豪迈宣称“爱情是一只自由的小鸟”，我就更只有膜拜的份了。但你偏偏告诉我，离婚再离婚，与第一任丈夫复婚，复婚前还踹了第二任丈夫一脚，可以树贞洁牌坊，你也太欺负我的智商了。封建的贞节观是要打倒，但不能歪曲。三姓家奴也可以归宗认祖，爱国主义的内涵可以与时俱进，但离国之人不可言忠，林大人的诗句是不能用来粉饰宵小之徒的无耻行径的。

　

2012年1月23日

龙年开门大吉,咱们来一番科学幻想.侦察机可以是无人的,那么运输机也可以是无人的.可以想象,不久的将来,快递公司把包裹放在专门的无人机上,一按按钮,飞机就上天了,人在地面上编程遥控,飞机到了目的地自行下降.刚开始可以用专门的机场,譬如军用机场,以后技术成熟了可以与普通客机共享民用机场.

2012年1月22日

小偷是有功劳的,小偷的锐意进取证明了故宫的保卫工作有漏洞, 还顺带揭露故宫不务正业牟私利, 故宫的工作人员文化水平还有待改进. 这些年小偷还帮中纪委抓了一些贪官.

　

2012年1月21日

浙江高院宣布维持吴英死刑的决定，能否刀下留情就看最高法院的核准了。吴英是否该死，那是法官的事，跳出法律的框架，又是另一回事了，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也。不过在法律和政治这两个不同尺度之间，还有时间的因素，这使我想起了“飞鸽牌供销员”。在七十年代中期，温州有位供销员在为本单位出差办事的时候也顺带为另一家企业办理业务，当然不是白干，是要拿好处的。对于委托方而言，不仅单位可以少一位供销员，还可以节省一笔旅费。由于此人头脑灵活，因此还有一个绰号叫做飞鸽牌供销员，其真名恐怕已很少有人记得了，但在当时严格的社会制度下，这样做是违法的，于是就被抓起来判了死刑。如果再晚几年他就是搞活经济的先进代表。

社会上并没有完全忘记这位搞市场经济的先驱,用谷歌百度很容易找到他的名字叫陈瓯江,详见 http://blog.66wz.com/?uid-192763-action-viewspace-itemid-300725

　

　

2011年9月11日

十年前9月11日我在英国访问，约好与Grimmett教授谈数学，到时间了教授爽约没来，又过了一阵子教授来了，说出大事了，咱们今天别谈数学，回去看电视吧。所以那一天我们都在看电视。

　

2011年7月22日

又见江心屿，时隔25年。江心屿是江中一个小岛，如此之小以至于不能称岛，却是家乡人民的图腾，每次乘船离乡，渐行渐远，最后看见的就是岛上东西双塔；每次回乡，首先映入眼帘的也是江中双塔。九十年代我在学校食堂吃早餐，想起来距上一次早餐已相隔十年，感慨良多。而今再做同样一件事，相隔间距要用四分之一世纪这样的时间尺度。

　

2011年7月7日

去了一趟韩国，在街头公园看见两位老人下象棋，发现韩国象棋与咱们略有不同。我们叫“将”“帅”，他们叫“楚”“汉”，他们的“象”可以突入对方地盘，最有趣的还是棋子有大小，“车”“马”等要比“兵”“卒”个儿大一些。

2011年6月24日

随着建党九十周年的临近，各地兴起红色旅游。28年前我就这么做了，有照片为证。这是大学毕业时送给同窗好友的照片，被贴到网上了。

http://www.math.ust.hk/~mamyan/fudan1979/mathpic/ChenDaYue.jpg

　

2011年6月15日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中外皆然。我看两张照片，学生都在低头思索。学生永远年轻，而拍摄者已经老了20年。

　

2011年6月6日

国家博物馆开张了，我也去先睹为快。排队花了一个小时，比起去年上海世博会，这还不算太糟；门票免费，也要表扬。如果花钱购票而不用排队，似乎更好。
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我曾去参观，许多展品得以一睹真容。其中一个隋唐时期的石刻巨兽，昂首向上，刚劲有力，生命力勃发，与常见的怒目大瞪、故装威风的门前石狮迥然不同，印象尤其深刻。
也许这些年我的见识提高了，这次再看展览，毫无震撼之感，却有很多不爽。建筑体量很大，装修不够精致。目前只开放三个展厅，感觉像是献礼工程。这些都还可以理解，但展品风格单一，铜器和佛像只选用少数几个地方出土的展品，在时间空间上没有代表性，感觉主办者有搪塞应付的意思。展品摆放更阔气了，文字说明却放在灯光昏暗的地方。到了瓷器部分，堂堂国家博物馆，初试啼声，居然要和某个私人收藏家合办展览，不知其中有何奥秘。
年初国家博物馆突然在北门外立起了孔子像，不到四个月又拆掉了，在建和拆之间，总有一次是错的。听说最近还搞了LV箱包展览，更有媚俗敛财的嫌疑。

2011年6月5日

原以为很难找，到了实地却很容易。在长安街林立的现代光鲜高楼中，全国妇联对面这一座沿街旧房太惹人注目了，它就是于谦的故居。地点离北京站很近。非常凑巧，杭州的于谦故居也离火车站很近。北京的故居闭门谢客，杭州的故居也就我一个朝拜者。不仅周围没有指引的标牌，里面的解说词也都有错。把“怜忠祠”误写为“岭忠祠”，把宋“英宗”误写为宋“莫宗”。还真不是一时疏忽的笔误，连英文都写作“Mo Zong".

还在北京另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找到了文天祥祠。在我的家乡江心屿也有一个文天祥祠，小时候去过，当时不太懂。

说起拜访名人故里，我去过鲁迅的地方最多了。计有鲁迅墓（上海），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绍兴），老虎尾巴（北京，鲁迅也私搭乱建），藤野先生上课的教室（日本仙台），还有“且介亭”（上海）。 那间教室孤零零地保留着，全然是因为鲁迅的缘故。我想，当年坐着里面听课的好学生一定不少，但最终都消失的无影无踪。大陆新村9号共三层，二楼是鲁迅先生的书房兼卧室，显得拥挤，而海婴一人住在三层。这时候“怜子如何不丈夫”就不是简单的一句诗，而是如山的父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