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今年(2007)人人都在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年，我也来凑个热闹。我生也晚，没赶上那年的考试。但被叫去在校外维持秩序，作用有点像今天的交通协管员。这是
2. 我得的奖状，两边是林副主席的手迹，时间是1971年6月。是年9月林彪就出事了。
3. 苏老的条幅。苏步青是我国著名数学家，我在复旦念书时他是校长。1992年我向他讨得此墨宝。现在想来，可能我的时机正好，早几年他还是大忙人，不会顾及；晚几年则他上了年纪，写不了字了。
4. 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的票。并不是每人都有机会到德国，到了德国也未必到柏林，到了柏林也未必有时间进音乐厅，进了音乐厅也未必赶上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我很幸运都赶上了。此前我在洛杉矶听过Previn指挥的演出，在芝加哥听过Solti.
5. 文革期间红卫兵组织取代了共青团，我于1975年升入中学，也当了一回红卫兵，有红袖章为证。 加入时间为1975年11月28日。当时的誓词是：“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办事，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为了完成解放全人类的伟大重任，我愿奋斗终身，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我念大学时复旦要造一台大型计算机，据老师介绍，到时候大家只需一个终端，食堂的饭菜票也通过这台机器管理。 其运算速度大概是每秒几百万次，不及如今一台普通笔记本电脑，但在当时也算是大型机了。为此复旦在研制的同时建造了一幢大楼，在物理楼的东北边，计算机系的前面。大楼落成了，很漂亮；机器搭好了，却不怎么稳定。本来说可以供很多人同时使用，现在只能供两人使用。即便如此，也免不了把甲的数据传给乙，把乙的数据传给甲。我的一位同学就分配到这幢楼里管理这台机器，却也无所事事。我去看他时，他正在光洁而空空荡荡的楼道内滑旱冰 ，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极为时髦的。后来进了一台Honeywell牌的计算机，才把这个缺口补上。
有一次乘出租车，司机很规矩。见其他不太守法的司机从旁边见缝插针往前冲，我叫司机也快点开，还说他不够勇敢。也许是这个“勇敢”一词冒犯了他，司机反驳道，冒险开快车不算勇敢。下车时司机用军人的口气快速地说他是某某部队某团某营某连战士，在中越前线打过战负过伤，现在是离队休养，干出租是为了贴补收入的不足。我当时的感受就像鲁迅在《一件小事》里所描写的那样无地自容。
北京是首都，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时事评论员，谈论国家大事滔滔不绝。在军事博物馆看罢长征展览，天色已晚，于是我打出租车往学校赶，路上与司机谈论起刚刚看的展览。我认为自己看展览还算认真，就有一事不解，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时，程子华是正，徐海东为副，到了长征结束时，正好调过来。司机于是开始向我解释，程是中央派去的干部，大家尊重中央，于是程为司令，但徐更擅长打仗，后来还是换了回来。回来查阅资料，果真如此。
最豪迈的掉头. 从黄鹤楼出来，门前马路车水马龙，根本无法左转，司机于是右转上了长江大桥，在江北岸找到一个空地掉头回来，又一次跨过了浩浩长江。当年伟大领袖遥望兴建中的武汉长江大桥发出了“天堑变通途”的感叹时，大概想不到“通途”被如此利用。
2007年在拉萨街头，一位藏民大概被我手里的数码相机所吸引，上来搭讪，当得知我来自北京，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却是“毛主席纪念堂现在开放吗”？（写在第一个百万农奴解放日）
有一阵子我十分喜欢摆弄相机，于是我的好友要我为他的婚礼拍照。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因为不能“摆拍”不能重来，当时的照相机还不那么“傻瓜”，尤其是闪光灯的使用，需要凭经验调控。照片冲印出来了，基本都很成功，我如释重负，兴冲冲第一时间把照片连同底片送给我的朋友，他却告诉我他正准备离婚。
1982年夏天是我在复旦的最后一个暑期，大约两个月时间，每天下午是这样度过：午饭以后先读《红楼梦》，一天两回，看得昏昏欲睡；室友们都回家了，我把两张写字桌拼在一起，睡在上面十分凉快，房门是大开的，三四点钟的时候有个小男孩会过来叫醒我，于是一起去游泳。这是一位老师的小孩，已经很大了，能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在水池里我们各游各的，只有结束以后回家路上要跨过邯郸路，他母亲不放心，我的任务就是负责把他带过马路。
八十年代初，我路过一个教室时见赵丹在做报告，就从后门溜进去听一会儿，大概是在讲演戏，赵在讲台上用手使劲拽自己的头发。到了提问阶段，有学生问拍电影过程中导演和主角哪个重要？赵答，导演是第一位的。这一点对于当时的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觉得很新奇，所以记得很牢。
以前每年七月的某一天，举国庆祝伟大领袖畅游长江，组织群众到大江大海里游泳。在我的家乡此项活动是横渡瓯江。那时候我还小，只有当观众的份。当我达到报名标准－－在九山河露天游泳场游两个来回－－时，毛主席逝世了，就不再搞这样的活动。看来我这辈子没有机会横渡大江了，这是我不能实现的几个愿望之一。
2003年9月我去巴黎开会，末了尚有一点闲暇，想起来还有一位同学在此，于是与之联系，终于见了一面。大学毕业二十年居然这是头一回，我说下一次会面不用再等二十年。世事难料， 几个月后这位同学就突然去世了，很有可能我还是他见过的最后一位大学同班同学。(又，1986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相机，于是随手拍了一张自己住过十六年的老房子。嘿，我家还是“联排别墅”，上有天下有地。当时还真没有多想什么，无非有了相机手痒呗。不过几年后当我再回老家时，我家所在的街区已不复存在， 连路名都拆没了。当时照片里还有一个小朋友，在二楼窗口看我拍照，他是我的堂弟，不经意间留在了我的相片中。几年前他也意外去世了。这张照片中的模糊影像就成了堂弟留给我的唯一记忆。）
小孩要升学了，家长们都在动脑筋想办法。这使我想起我的“小升初”，当时也要托人“走后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上小学时离规定的年龄还差两个月，就到我叔叔所在的学校 。为此要多走几步路，盼着升初中时能改回来。然而教育局实行“成班端”的“懒政”，就是整个班级一起升学，到了中学以后还是一个班，这样我就要到更远的地方念书。好在小地方人头也熟，我妈妈的同学的丈夫就在教育局管事，改学校是举手之劳。这位同学反过来问我母亲，既然“开后门”就干脆弄到好学校去得了。当时学校也有新老好坏之分，不过，在没有高考的年代，大家都不怎么在意教学质量，更希望就近入学。于是我就到了一个刚建立不久的新学校，度过了三年快乐时光。
如同大多数人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算是“追星”族一员。而且就读于好莱坞大学，自然有许多便利条件。和我同住在贫民窟里的几位难兄难弟，后来都在荧屏里出现，熠熠生辉。当年的一位“章子怡”也在那里游学，想买一台电脑，辗转了解到好莱坞大学的学生可以享受一次优惠价。一位人称“赵四小姐”的“掮客”找到了我，因为我既没钱去得优惠，也没有必要，学校里的计算机就够用了。赵四从中协调，问优惠如何分配。那时的我羞于言利，且慕影星，居然分文不取，只索要一张明星照。赵四大喜，答应给一张大大的照片。于是，在约定的时间地点，在赵四小姐陪同下，“章子怡”来了。比起银幕上留给大家的印象，现实生活中的演员显得矮小一些。几分钟后，她带着新买的计算机，我拿着一张签了名的大照片，笑眯眯地走了。（关于这位演员的照片，还有这么一段传闻。据说有一女子从地摊上买了一张这位演员的照片，寄给当时国家男排的一号主力。主力信以为真，于是鸿雁传书，直到与明星见了面，才知道弄错了，从此神魂颠倒，一蹶不振。国家男排也因此连吃败战。一号主力黯然退役，出走东瀛。）
看灰机。我家地处东南沿海，时刻准备着对台斗争，准备着打完战了再搞建设。所以我小时候只能在书本上看到铁路和火车，偶尔有飞机从万米高空飞过，也只能看见喷气飞机后面的白色气流。有一天我们正在教室自习 ，忽然一架直升机飞临上空，飞的很低，声音很响，大家都从窗户里望外看，有些同学还站起来。负责带领我们班的两位老师对此事发生了分歧，一位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应当满足同学们的好奇心，让大家跑到操场看个够；另一位老师认为同学们要加强纪律性，要经得起考验。趁两位老师争执之时没有顾上我们，小伙伴们冲出教室，到操场尽情观赏从来没见过的大“灰机”。
轰轰烈烈的世博会落幕了。有专家学者在中央电视台总结这次世博会的成效，居然说是培养了市民的排队意识。这就奇怪了，殊不知，在商品奇缺的年代，市民天天要排队。专家说了，排队很公平，老少无欺。此话不假，小孩的时间不值钱，排队时却和壮劳力享有同等权利。俺小时候帮大人做家务最多的就是排队，譬如在水站排队接水。家乡话“水”“死”不分，当时有一句调侃的话叫做“站着等死（水），坐着倒霉（捣煤球）”。有一次在水产店排队买鱼，中间俺哥替俺站队，得以溜回家小憩，俺娘问进展如何？答曰“（在我）前面一百 （人），后面一千（人）”，初步显示了我的数学天赋。
我在MSU访问时搭朋友便车去了一趟Ann Arbor,只是慕名而去。有个学生在统计系念书，就麻烦他带我逛校园，却惊动了系主任Jeff。主任不仅派了一位年轻教员陪吃午饭，还安排我见了该系几位主力教授。末了向主任道谢辞别，不料我朋友的返程汽车迟迟不来，所以主任就在街头多陪我一阵子。几次三番我请他先回，他都执意不肯，怕我出了差错无处可去。就这样在街头谈话是那次窜访中最长的一次谈话，至于谈了什么，时间久远已不记得，但Jeff主任的好心令我感激不已。我一直在想，我应该把自己的时间多少留给自己，多少用于他人？
我学的第一个汉字是“本”。我四岁的时候弟弟出生了，妈妈就叫我的姐姐带我，姐姐长我三岁，刚上小学，所以就带着我一起去上课。一上午坐在教室里觉得很难熬，只学了一个“本”字，还记得教室在楼上，我坐在教室边上，看见脚边有个窟窿，其他“神马”都不记得了，再也不去了。
我的一位小学同学是温州资本家吴百亨的最小儿子。我去那位同学家时还见过，那时他已经是一位垂垂老矣的老人，据说他有过好几个太太，我的那位同学应是最小太太的最小孩子。我见到时这位太太正帮他洗脚。
我的第一位老师是小学班主任杨景絮老师，她教我们语文，带了四年半。最近在网上看见她的一段报导（http://wzlgb.org/newslist/view4425）：年届八旬的杨景絮老师，是我市业余京剧票界一位出众的京剧老旦演员。在《打龙袍》中饰皇太后。她那悦耳的声腔，丰富的表现力，使人陶醉。每次看她的演唱，总是一种享受，一种羡慕，一种敬仰。杨老师是一位中学教师，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她的风韵、气度是我们老年女性中的佼佼者，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她曾多次对笔者畅述自己喜爱京剧的感受和体会，她觉得每次到票房活动都很快乐，戏迷们欢聚一堂，抛却了一切尘俗杂务，谈着京剧，唱着京剧，切磋着演唱技巧，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家尽情地舒展自己的喉咙，感受到浓浓的艺术魅力。由于喜欢西皮、二黄的京腔京韵，快乐的相聚总觉得时光过得太快，大家又在期盼着下一次聚会的到来。是的，京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精品，她以独特的演唱风格和流派艺术流传至今。祝愿杨景絮老师永葆帼国风采，为京剧再唱上20年。
生在水网交错的江南，出门常要坐船。小时候随父母去上班，没赶上公交车就坐轮船去，一个船头拖着五六节客船慢悠悠地行驶，有时还能听卖艺人唱上一段。厂区分在河流两旁，来回要摆渡。并无艄公，坐船的人自己拉绳索，只需一点力气就能搞定，但遇到其他轮船时要赶紧松绳，否则小渡船儿就会被绊翻倒。去外婆家则要坐带有风帆的航船，似乎风帆只是辅助手段，最主要的动力来自潮汐，每天潮涨潮落的时间不同，启航时间也不同。时间一到，航船就撤掉跳板，解开缆绳，耽误不得。家乡人用“赶航船一样”来表示刻不容缓。当年电话是奢侈品，走到码头问讯也要花不少时间，所以家里就备有航船开航的时刻表，要用到农历。这些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即使坐木帆船上海岛也不过如此，唯有坐海轮到上海宁波需要提前购票，才当回事。当时的客轮叫做“工农兵18号”，大家管她叫“大轮船”，其实也就三千吨的排水量。有一回来了一艘万吨巨轮，进不了市区，我们都特意跑到杨府山码头去看。我上大学那阵子，坐船到上海要24小时，客轮换成“繁新”“荣新”“昌新”“盛新”。船到上海，一进入吴淞口，就可以见到其他各种轮船，“东方红X号”是跑长江沿岸各个城市，“大庆Y号”是运油的，“长”字号是当时国产最大客轮，跑青岛大连，用“锦绣河山”“自力更生”命名，如“长河”号。现在修了公路桥梁机场，这些小渡船大轮船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停泊在人们的记忆里。
七十年代计算机兴起，英文可以轻松输入，但不知道如何把汉字输入。于是有人提议放弃汉字，实行拉丁化，用拼音代替。岂止是说说，当时还出了一份全是拼音的报纸让我们读，以培养我们更好适应未来。后来全国掀起各种汉字输入法，万能的钱伟长也搞了一套方案自称钱码。这段 读拼音报的经历就迅速湮灭了。
小时候清明节跟大人去上坟扫墓，要走一段山路。山路漫漫，父亲借此机会痛说家史，说的最多的是墓地的故事。阴宅也讲究风水，墓穴选的好可以庇荫子孙。我家祖上就是搞迷信的，更具体一点，就是生产出售迷信用品（如纸钱）换点钱糊口。这样的手艺也要拜师，祖上的师傅不仅会做纸扎，还会看风水。有一天他看到了一块更好的墓地，于是就把自己原有的墓地转让给徒弟，也就是我的祖上。师傅说，他的墓地好，一下葬就能旺子孙，转给徒弟的那块墓地也好，只是下葬50年后才能旺。那阵子我家出了几位大学生，父亲掐指数来，差不多50年，看来这位风水先生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不过风水先生自己家已经灭绝了，风水先生仍然没有错，他说一下葬马上旺，没有说旺多久，没有考虑可持续发展。我们总处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