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孺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我在大学学习期间孤陋寡闻，对当时数学界名人知之甚少，在这 “甚少” 的当中，有许宝騄教授，这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

1955年上半年一天，我去李国平教授家拜访，他是首批聘任的中科院学部委员，刚从北京参加学部成立大会归来，谈话中提及华罗庚先生，李先生说：“华先生名声很大，我过去一直不知他深浅，这次趁开会的机会，我准备了几个问题向他请教，他当场就给了仔细的回答，确是名不虚传”，李先生又说，华先生讲“许宝騄矩阵比我好”，华先生大名无人不知，他如此推崇许先生，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自然，当时我对许先生的为人，经历和工作毫无了解，仅由李国平先生介绍，知道他是知名统计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1956年9月，我自武大数学系毕业，分配到中科院数学所工作，根据当时的需要，当年来所的青年人，绝大多数编入概统组，我是其中之一。不久传来消息，许先生要请我们吃饭，也有组内老同志参加，当时很高兴，可以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大学者。可临期未见许先生出席，听成平同志谈，组内每有新人来，许先生常出资请客，但因他健康欠佳，很少亲自出席云云，当时颇感到有些失望。

    直到几个月后我才有机会见到许先生，当时是准备波兰的Fisz教授来访。许先生在他家里为我们青年人讲弱极限理论，大体上是依据柯尔莫哥洛夫等著的独立和极限分布一书。我们每隔几天去许先生家一次，在他住所的客厅中挂了一块小黑板，每讲半小时左右，许先生进内间休息一段时间，一上午讲3节，许先生讲课看似节奏不快，但一个多小时下来，讲的东西不少，条理清楚扼要，不多几次，就把弱极限的基本理论讲完。我过去在大学未学过概统方面的课程，完全是从零开始，由于许先生讲授得法，得以入门，虽经过四十多年，至今仍记得比较清楚。

    自那以后，我经历了去波兰一年，下放一年及各种运动，业务几近荒疏，也无缘再接受许先生的教晦，直到1962年才有机会再见到许先生。记得是在他家里开了一个小会，北京概统界的许多同志都参加了，当时看许先生，虽然仍显清瘦，但感觉他的身体状况比56年见到时还好一些，那次小会好像是一般性地议论怎么发展国内的概率统计学科的问题。许先生在会上也作了发言，只记得他讲到要注意发挥京外力量的作用，其他已记不起来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许先生。

    1969年，我随学校下迁到安徽，许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是在1971年冬才听到，离他去世已有1年多，那时我已读过许先生的一些论文，了解到他在1945年以前已取得了领先国际的杰出成就，可惜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心里觉得很惋惜，我对许先生生平较仔细的了解，还是在1980年纪念他70诞辰的会上，听到他亲属及其他同志的介绍，那以后几年从概统界前辈和学长如王寿仁，张里千，殷涌泉和张尧庭等先生处，听到他们讲述的不少和许先生接触的亲身经历，他们对许先生的人品和学问都交口称赞，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我在50年代，就已了解到许先生是有很大国际声望的统计学者。到80年代，我有机会去美国访问，更有了亲身的感受。1986年秋，我应伯克利加州大学统计系Le Cam教授的邀请去该系访问，在与Le Cam教授的交谈中，他回忆了许先生在该系工作时的情况。他讲到，许先生当时是J.Neyman最器重的人，Neyman曾作了很多努力要把许先生留下来长期工作，可惜未能成功。他感叹地说：“要是他能留下来就好了”。1987年春我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统计系访问，在Robbins教授的办公室与他交谈，墙上挂着好几位统计学家的照片，许先生的也在其列。Robbins指着这张照片，带点自豪的口吻对我说：“他是我的同事”（一说应是老师，未详），1988年春在康乃尔大学访问时，L.D.Brown教授也曾谈及许先生，他称许先生是“美国统计界早期的著名人物”。

    回想起来，我虽然受到许先生的亲身教晦不多，但在学术道路上，我受到他不少的启迪，我感受比较大的是他工作的深度，诸如他关于t统计量的工作，关于方差分析F检验优良性的工作，关于样本方差分布的Berry-Esseen界限的工作等，都是在简单模型下，经过精细分析，作出极有深度的结果，我在自己的工作中曾有意模仿这种风格，我自己有一篇自认还比较可以的工作――线性回归模型方差估计的Berry-Esseen界限，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影响。可惜由于我愚钝的资质，所获成绩极为有限。

    许先生离开我们已有30年了，我自己也开始步入老年，读他的遗篇，想见其为人。在当时有很多困难，使我未能在他生前执弟子礼，更多地向他请教学问，终觉是一件憾事。

 

（写于1999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