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原名赵守忠，1936年8月20日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县三十里铺村。曾祖父赵志宽，清光绪五年中举，河南大桃一等候补知县，实授河南直辖州州判。祖父赵熙东，开明士绅。父亲赵宝章。赵宝章有堂兄弟八人。次兄赵凤章（后改名为俞林），早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建国后曾任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堂兄赵锡章是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9军70师215旅少将旅长，1938年在抗日战争中牺牲。1978年被国家民政部授予革命烈士。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宝章正在北京上大学，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俞林的直接影响，1943年毅然抛弃大学学业，同母亲刘蕉鹤一道，返回家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冀中一带打游击。为了避免牵累家庭，父亲更名为李琦，母亲更名为刘仲谊。赵守忠也随之更名为李忠。

当时日军在冀中一带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环境十分残酷。年仅7岁的李忠，除了偶尔留在老乡家中，大部分时间都跟随父母一起，参加游击队的各种活动。在他的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夜行军、钻地道、穿越封锁线、掏炮楼等情景。他当时没有任何机会读书，只是由母亲在空闲时教他识字。

抗日胜利后，父母调到冀中边区工作。从1946年至1948年期间，李忠因故未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住在老家。两年期间，他的生活一度没有着落，极端艰难。曾有半年多的时间乞讨要饭，后来卖油条，卖油，放羊，捡粪，种地等等。他无法上学，但渴望读书。当时每天晚上叔父赵季章教他学数学，主要是一些初等代数与几何。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数学给他带来了不少乐趣，导致了后来他对数学的爱好。童年时代的艰苦磨难，成为他人生的宝贵财富。

1948年秋，李忠回到了父母身边。1949年春，随父母工作调动来到当时河北的省会保定市。父亲代表人民政府接管了国民党留下的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军械所，后改名为河北省保定农业机械厂。母亲在机关里作会计。战乱和动荡的年代终于结束了，他们家的生活也稳定下来。

1949年夏，几乎没有上过正规小学的李忠，考入了河北省保定市市立第一中学。在这个历史悠久的中学里，他度过了6个春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对于这个迟来的受教育的机会，他倍感珍惜。他学习努力，在班中成绩名列前茅。他不大喜欢运动，话不多，也不大爱与他人交往，唯一的爱好是读书。中学里的图书馆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不断地借阅各式各样的书籍，读了不少文学名著，特别喜爱俄国18世纪的多位经典作家的作品。另外，他喜欢天文，物理，但最喜欢的还是数学。到高中时，他更把兴趣集中到数学，并开始有一个梦：将来研究数学，作一个数学家。

1953年，他崇敬的父亲李琦病逝，时年仅35岁。这对于他和他的母亲是一次莫大的打击。从此母亲一人负担起了抚养三个孩子和外祖母的生活重担，家境立刻困难起来。后来伯父俞林在经济上给予了他们不少帮助。

1955年秋，李忠考入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在美丽的燕园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由于家境困难，他只靠每月12元5角的助学金维持生活，完成了5年的学业。北大的5年，并不像未名湖水那样平静。事实上，大约只有2年半的时间是在正规教学，其它时间则是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不过，无论如何，在数学上他毕竟有了一个必要的良好基础，受到了严格的训练。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人才济济、有着光荣历史传统的学府里，他领略到了北大所特有的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

1960年5月李忠在北京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1961年6月与大学期间的同班同学周建莹在无锡结婚。后来周建莹被调到北大数学系任教。1962年5月，他们唯一的女儿李京出生。18年后李京也考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1988年李京与当时北大数学系的博士生王文生结婚。现在他们都在美国工作。

李忠毕业后的初期，师从闵嗣鹤教授，研究复变函数论。主要研究课题是拟共形映射与广义解析函数论。60年代初，他与闵先生来往密切，成了闵先生家的常客。闵先生在学术上的许多看法和治学的严谨精神，对他颇有影响。毕业初的三年间，他共发表了7学术论文（其中有3 篇是与他人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解决了多连通域上拟共形映射的存在性问题。

1964年夏，他被指派到北京郊区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去就是两年多。刚刚起步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下来。当时，他时常为不能读书和研究深感到苦闷和无奈，甚至暗自落泪。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在北大爆发了，他从农村返回了北大。对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他完全不能理解。在运动中他当起了“逍遥派”：每日的“天天读”之后，就和同事们一起下棋或去颐和园学游泳。

1972年的初春，在经过了三个月的江西鲤鱼洲的艰苦劳动之后，他被调回学校，任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北大昌平分校）的采购员，采购当时要制造的每秒百万次的大型电子计算机所需的器材。虽然白天忙碌辛苦，但晚上一般较空闲。刚好原来北大数学系的图书馆全部留在了昌平分校。晚间闲来无事，他便利用这一条件，凭着兴趣找来一些书读，包括计算机、形式语言、相对论、数学史等方面的书，也有一些数学书，如Riemann曲面与单值化等。这些毫无目的的阅读，让他受益非浅：除了具体知识之外，他对数学在认识上有了一个更宽的视野。

长达9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终于在1975年结束了。从那时起，李忠多次向学校要求调回数学系。对此当时北大数学系的负责人程民德教授给予了他不少支持与帮助。有一些朋友也曾劝他留下来研究电子计算机。虽然他深知电子计算机的重大意义，但是无论如何，他不能放弃自幼形成的志趣。

1979年10月，李忠结束了长达8年半的工厂生涯，经过国家选拔，被公派到瑞士苏黎世大学数学研究所作访问学者。在他出发去瑞士的前几天，才办妥手续，回到了数学系。当时他已经43岁，在中断了近10多年之后，终于回到了复分析的研究上。当他在国外见到了许多过去只能在文献与书籍中才能见到的国际著名专家时，常常激动不已，同时也感慨万千。

他去瑞士的主要目的是研究Teichmüller理论。之所以选择了这个研究方向，是因为这一理论与他熟悉的拟共形映射和他喜爱的Riemann曲面理论紧密相关，并为它的深刻和优美所吸引。同时，他认识到这一理论在当代数学中有特殊地位。后者要归功于1978年L. Bers在访问北京时的系列讲演和他的直接鼓励。

李忠在瑞士的合作者是著名函数论专家K. Strebel。Strebel教授是一位在学术界颇有地位而又平易近人的长者。他渊博的知识，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孜孜以求的奋斗精神，让他很敬佩。

在瑞士工作的两年期间，李忠埋头阅读文献，以弥补他10多年来的损失。期间他完成了4篇论文，其中较重要的一篇是《关于极值Teichmuller映射存在性》，给出了极值Teichmuller映射存在的充分条件，回答了当时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后来，该文经Pfluger教授推荐, 在瑞士数学杂志《Comment. Math. Helv.》上发表。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在德国Overwolfach数学研究所举办的复分析会议，并作了邀请报告。

1981年10月李忠回国。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数学系分析与函数论教研室主任。1983年被任命为数学系副主任，并被聘为北京市数学会秘书长。

1982年，为了沟通分析与拓扑，理解Thurston关于曲面拓扑的工作，在姜伯驹院士的建议下，开办了Teichmüller空间理论讨论班。由姜伯驹和李忠轮流主讲。北大的庄析泰教授、科学院的吕以辇、何育赞、张广厚都参加了这个讨论班。这个讨论班持续了近一年，大家受益非浅。

1983年春，他应邀去复旦大学为研究生讲授选修课《Teichmüller空间》。1984年秋，他在北京大学数学系为研究生开设了选修课《Teichmüller 空间》。选修此课的有当时的研究生田刚、林晓松、吴英青等。为了讲这个课，他编写了一份油印讲义，后经多次使用与修订，1988年在科学出版社作为“现代基础数学丛书”出版，书名为《拟共形映射及其在黎曼曲面上的应用》。

1985年前后，李忠得到了D. Sullivan关于拟共形映射与复动力系统的三篇论文的予印本。他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新的重要开端。此后的两年间，他在多个场合介绍复动力系统和Sullivan的工作，并于1987年在荷泽市举办了全国性的复动力系统讲习班。同时他鼓励他的研究生从事复动力系统的研究。1988年李忠担任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现代数学中若干前沿问题》的子课题《动力系统》的负责人。

1985年李忠被提升为正教授，并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博士生导师。1987年初，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换届，经过全系教职员评议后，学校任命李忠为数学系主任。同年他被选为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并被聘为《数学学报》常务编委。

此后他的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大大增加了。他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与更多的义务，要处理的矛盾也是多方面的。他对于行政工作毫无兴趣，并且深知很难有所作为。但是既然承担了下来，就要硬着头皮尽可能作好。

在担任系主任期间，无论多么忙碌，他都设法挤出时间，坚持阅读文献，思考数学问题，以保证自己的研究不致中断。他对数学问题的思考，主要是基于兴趣。他认为自己并不敏捷，惟有不断思考，才会有所领悟。他的任何一点研究进展，都是反复思考的结果。他相信有所谓灵感，但灵感是“上苍”对人们持之以恒的一种回报。他不追求论文数量，也不轻易发表文章。认为只有真正的同行评价才是公正可信的。

1987年李忠的研究成果《拟共形映射与Teichmüller空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9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991年李忠被国家教委和国家人事部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87年7月，李忠访问了瑞士苏黎世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及芬兰Helsinki大学与Jeonsuu大学，并参加了庆祝国际著名数学家Ahlfors  80 寿辰的《Nevanlinna学术报告会》。

1987年前后，李忠应邀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介绍了有关Teichmüller空间的基本理论，参加了他们的部分学术活动。他为理论物理中的弦理论与Riemann曲面的模空间有关而深感兴奋。遗憾的是，由于工作忙碌，没过多久这些活动就中断了。

1988年夏与1989年10月，李忠与方开泰教授代表中国数学会，两次赴香港参加亚洲数学家大会的筹备工作。1990年8月14日至18日第一届亚洲数学家大会在香港成功举行。中国大陆有60余人参加，王元院士为代表团团长。在大会上李忠作了45分钟大会邀请报告。

1990年11月，在王宽成基金的支持下，李忠访问了香港中文大学一个月。1991年9月至1992年2月，应中文大学黄友川教授邀请，在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工作了半年。

1992年6月至9月，应日本数学家Morimoto教授的邀请，李忠访问了东京上智大学，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学院，京都大学等。同年10月，他应邀参加了在马尼拉大学举办的《大范围分析国际会议》，并作大会邀请报告。

1994年5月杨乐院士、张恭庆院士和李忠代表中国数学会参加了韩国数学会年会，访问了首尔的各个大学和数学研究机构。

1995年6月年，由李忠与台湾淡江大学胡德军教授联合筹办的“第一届海峡两岸数学研讨会”在台北举行，王元院士与丁石孙教授都参加了会议。后来几届两岸数学研讨会在两岸轮流举行。

1995年7月李忠再次访问了韩国首尔，参加了由日本数学家Kajiwara教授发起的“第三届有限维与无限维复分析国际会议”，并作大会一小时邀请报告。此后李忠参加了这个系列学术会议的第四、五、七届会议。它们分别在熊本（1996）、北京（1997）和福冈（1999）举行。

自1980年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李忠的主要研究兴趣集中于无穷维Teichmüller空间的测地几何，连续发表了数篇论文，阐述了他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进展。1993年他开始与美国著名学者Clifford Earle教授合作，对这个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系统研究。他们的合作是愉快的，并且富有成效。

1995年11月李忠应F. Gardiner教授的邀请，访问了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并参加了在麻省Smith学院举行的庆祝C. Earle教授60寿辰的“Teichmuller空间分析理论会议”。在会议上他报告了Earle与他合作研究的成果。会后访问了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等校的数学系。

1996年他应邀参加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Teichmüller理论国际会议”，并作了一小时邀请报告。会后访问了京都大学。

2000年1月至6月，应香港城市大学理学院院长王世全教授邀请，在香港城市大学做学术访问半年。

2000年8月，李忠应邀参加了在Helsinki举行的第18届Nevanlinna学术报告会，并作大会邀请报告。

2000年李忠当选为北京数学会理事长。时值国际数学家大会即将在北京举办。为向社会传播数学的意义，他依托北京数学会，做了大量的公众传播工作，包括举办多场公众讲演与青少年夏令营，制作科普电视片和出版科普读物。

2002年8月，李忠应邀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数学家大会复分析卫星会议，并作一小时邀请报告。

除了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之外，李忠还以很大的热情投入教学工作。他认为搞好教学是教师的天职。除了学术休假之外，他的教学工作量一直是超过规定的，并且坚持基础课教学。他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多次讲授数学分析和复变函数，以及研究生的基础课。他十分关注教学改革，并努力进行各种改革的尝试。他反对数学基础课教学中的过度形式化倾向，强调基础课教材内容的深入浅出，平实自然。他多次以试验班、试用教材的形式，对数学分析课进行了改革探索。自1996年起到2004年退休前，根据他自己的要求，他一直在物理系讲授“高等数学”，以改革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他的授课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1993年李忠被国家教委授予“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并被评为“国家优秀教师”。他与周建莹合编的《高等数学简明教程》（全三册）在2002年被教育部授予“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他编著的《复分析导引》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精品教材。

2005年春李忠正式自北京大学退休。但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没有停下来，依旧从事着他所喜爱的工作：研究、写书、上课。

在李忠在职期间，他共有16 位硕士生和9 位博士生毕业。现在他们都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成为单位的骨干与专家。

 

（崔贵珍和漆毅整理，原文刊载于《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