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2日，从民盟中央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座谈会上乘机返京一落地，我收到同在丁先生身边服务的工作人员消息：红全，我们的先生走了，两点三十五分。一时间，我的世界空了。前日收到医院报病危通知，我便心焦如焚，不曾想会在这三万英尺的天空与先生永别，竟也未能见他最后一面。新华社和央视新闻联播晚间播发通稿，丁石孙同志在京逝世，享年93岁。怔怔看着新闻，瞬间浮生，思绪翻飞，先生无尽之高洁、无穷之亲切浮现脑海，我心凄然，久久无法平复。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民盟群言杂志的负责同志和一些同事朋友也嘱我写篇文字。先生走了，近日以来竭力为先生身后事奔忙，不眠不休以尽最后忠孝，忙碌间能暂时忘却哀痛，提起笔来却觉得有千斤之重。先生之好，是我切身的感受；如何之好，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说起。平常和先生相处在一起，自在有余，今天想要说出来这些自在之处，却备感拘谨。何况自知愚钝，不擅作文，不知如何是从。就从“我们的先生”说起吧。

 

一个平凡的人

先生，是我们的先生。他不是哪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是那个贴心的教师，他是那个慈祥的老者，他自始至终保守着本色。

丁先生祖籍镇江，1927年9月5日（阴历八月初十）出生于上海西门路润安里43号，取名丁永安。父亲丁家承，字若农。父亲比他大十九岁。母亲名刘惠仙，比他大十八岁。祖父丁传科，字子盈。丁先生母亲早逝，家中兄妹四人，他是老大。夫人桂琳琳，膝下有两个儿子，一个孙子。本是出身名门望族，却是和光同尘。

2007年5月，丁先生的秘书刘圣宇被组织上派往陕西挂职时，需要找个人接续先生处的一些事情。我在民盟中央机关已工作了几年，刘秘书和时任领导们商议，派我去丁先生处做工作人员。刘秘书最初带我到先生家里的时候，我因为心里没底，感觉有些紧张。先生聊家常似的问我会不会用电脑，说可能工作中会遇到文字输入。我工科毕业来机关时，报考的就是办公厅的电脑岗位，算做过信息网络设备维护工作，所以信心满满的拍胸脯，说这个我没问题，算是轻松了下来。第一次的见面，先生就是如此平易、亲切。

先生爱护晚辈是出了名的，尤其惜才爱才、关护学生。张景中想请先生帮助反映一些情况，先生欣然应允，并兴致勃勃的给我讲述了张景中在没有资料的条件下写论文的传奇故事；担任过山大校长的潘承洞及其弟弟潘承彪也是先生学生，先生提起“如数家珍”，笑说潘承洞有些运算要靠能力强的弟弟潘承彪来做，但哥哥潘承洞的名气要大得多；近年因为证明孪生素数猜想而一举成名的张益唐是先生极为偏爱的弟子，他大器晚成的例子，也印证了先生当年对数学界的判断：先学习前沿，搞好数学教学，用两三代人的积累来出成就。总之先生每每提起学生，总是神采飞扬、引以为豪的。

丁先生曾向我说起自身学术最大的遗憾就是因为各种运动的干扰，当时没能继续搞下去程序自动化。他说他刚开始搞软件编程的时候，在世界上是很先进的，到后来一耽误就成了几十年的差距。于是我问先生，您因为年轻时被搞运动耽误，没有机会做到更高，后来你教书育人、天下桃李，他们能在学术上取得更大成就，要比自己在学术上做出成就还有意义吧？先生说，是的。丁先生自称是失败的北大校长，然而北大的师生们都对他推崇备至。先生的课讲得极好，在当时是很出名的。

丁先生嘉惠士林，从不以功自居。无论何时何地，实事求是，真实坦荡。我还记得有一次，看到蒋梦麟在《蔡先生不朽》悼文中总结的四个精神:学术自由、宽宏大度、安贫乐道和科学求真之精神，我一时激动，毫不忌讳的就对先生说，我看这四句话用在您身上也很合适呢。先生说，安贫乐道这一条就不合适，因为给我的待遇这么好！先生之心怀若谷、不矜不伐，常令我感慨不已。

丁先生从未利用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子女亲朋谋取利益，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们也从没产生过指望依靠他的提携额外获得好处的想法。先生也曾和我讲过，他的孩子们都只愿意依靠自己的努力。丁先生自然是有大智慧的人，但偶逢故旧请托，也会是比较艰难的事情。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有多难办，他的为难之处在于，一方面他很希望这个人能干好，能成事；另一方面，让他为之请托而打招呼，这不符合他为人处事的内心坚守和习惯作风。如果后来他听说这个事情做成了，他都会发自内心的为此感到高兴。

丁先生身上也有寻常人的可爱。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出于善意推荐了一个偏方，结果导致急性炎症，被医生数落:你还是大学教授呢，这你也敢相信。但先生意志力很顽强，对病痛自己忍受着。他行动不便，医生建议坐轮椅，他开始坚决不同意。后来长期坐轮椅，腿部肌肉萎缩，开会出差对先生来说都很受罪。桂老师在世时，先生最不爱住院，因此还发过火；夫人过世告别那天，先生主动要求住院，一直到最后弥留。

一个不凡的人

先生，是我们的先生。“先生”一词，达者为先，师者之意，加乎其身，当之无愧。

丁先生留给人的印象是低调谦逊睿智，特别不愿给别人添麻烦，极具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本色与风骨。虽然丁先生以前讲话比较多，但是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并不多，即使在北大档案馆能看到的照片也不太多。丁先生的离去，不仅是痛失了一位民主党派领袖人物，也是我们国家一代知识分子的凋零，更是我们共同的损失。随着先生的远去，我们再也无法留住与那种境界的精神通道了。

他本人也亲同我讲，不写回忆录。他曾口述整理过一本《自述年谱》和一部《有话可说》。先生在后记中如是说，写回忆录要引起别人的兴趣，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些令人感动的事情，二是这些事情中有些不为外人知道；这两点我都不具备，所以现在不写，以后也不打算写回忆录。先生逝去后，《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上公开的丁先生65岁生日即1992年9月5日就立下的遗嘱在网络广泛传播，其睿智、真诚与坦然令人敬佩。

其实丁先生，实在是不凡的丁先生。丁先生十岁之前多在镇江生活。曾主管过文教的李岚清同志也是镇江人，他回乡探亲时谈及丁先生，大意是说先生非常重要，应该深入研究。镇江市委市政府随后也委托有关方面整理并计划出版《镇江丁氏研究》。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陈大岳院长和许忠勤、宋春伟老师合著了一本《丁石孙与中国数学》。田刚副校长感慨到，我们中国人讲究“智者仁心”，认为有学问的人都有仁慈之心。实际上，这是要求做学问和做人的统一。求真与求善相辅相成，丁先生正是智者仁心的代表。

丁先生过八十岁生日之时，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梅颖提笔撰写了《我的政治启蒙者和领路人》，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厉以宁写了《远见和毅力》，讲述与先生亲历的种种不凡过往。央视《大家》栏目几年以前对丁先生的访谈以及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前年采写的一篇《老校长和那些北大往事》的文章，记述那一段段风云际会的历史进程，流传甚广。

丁先生病重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相继前来探望。习总书记回忆了和丁先生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经历。李克强总理忆及在北大求学时，聆听过丁先生讲授数学课。

听闻丁先生仙逝的消息，盟内外的同仁和北大师生校友无不为之动容。近日我在配合治丧委员会处理先生身后事，也不断接到先生的生前友好、学生同僚的唁文唁电，如未名湖畔群诸位校友在群里自发发表悼诗和纪念丁校长的诗形成诗集，沉痛悼念老校长。每每读起，哀思无限，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这一过程，也是对先生性格、品格、人格的重温学习，对先生高风亮节、怀瑾握瑜的无限追思。

 

现在回想过去这十几年来，因为工作需要和组织安排，得以与晚年的丁先生朝夕而处，这对一个人来说何其有幸；处理日常工作之外，我们有时候也会海阔天空，谈天说地。我后来每周固定去先生家里两次，先生会让我找一些有意思的文章资料来。由于先生视力下降，于是我就读给先生听。在搜寻这些资料的过程中，对眼界也是很好的开拓和训练。经过这一段日子，对于我一生的思想观念、认知和思维方式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丁先生对人对事乃至对于生命的态度，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我对很多事情的固有看法；虽然先生绝尘而去，我在极为哀伤与苦痛之余，竟也觉着先生还在他家中书房那里坐着，触手可及，未曾远去。

京口山林，燕园丁香；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山河同悲，语无伦次。

丁先生千古！

 

2019年10月15日